全球化：从2.0到3.0的转轨——兼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
从今年2月以来，新冠疫情导致的全球停摆，让建立在全球生产链之上的国际贸易陷入空前危机。“逆全球化”声浪在世界各地此涨彼伏，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透露：美国政府将给那些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直接报销100%的费用，日本政府也推出了22亿美元资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
全球化何去何从？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能否保得住？都成为目前急迫的现实问题。
从1998年以来的20多年里，安梁一直深度追踪全球生产链的变化：从最初撕开深圳工厂里面血淋淋的工伤问题，到进入工厂推动工作条件改善，以及在国内外促进更体面、更道德的供应链。这期间，走访了东亚、欧洲、北美的2000多家工厂，涉及电子通讯、纺织服装、制鞋玩具、采矿与食品等20多个行业，亲身体验了从商界、公民社会到政府、国际组织对全球化的态度变化。
全球化1.0时代是16世纪至二战前，由大英帝国在大航海时代主导的全球货物贸易阶段，那是一个伴随着战争与奴隶贩运的年代。大清帝国被大英帝国的炮弹打开大门，就是全球化1.0时代的成果之一。
全球化2.0时代始于二战后，并持续到现在，是由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推动的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以及在比较优势的利益驱动下，从全球范围寻找廉价的商品和生产基地，从而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且层叠绵长的全球生产网络。
而后起的“亚洲四小龙” +中国+东南亚业者则以代工模式嵌入这一全球生产网络，通过承接品牌厂商的外包进入中间制造环节，获取生产网络带来的知识扩散与转移，逐步向上拓展零部件与设计等核心技术环节，向下拓展自主品牌，提升自己的产业地位。
美国的苹果公司与中国台湾的富士康是诠释这一模式的最佳代表。1998年，乔布斯回归濒临破产的苹果。他关闭了苹果在美国的工厂，并把所有订单外发到台湾，然后满血复活，并在2010年超越微软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在2015年以后成为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制造厂商，其2018年的营业额是2655.95亿美元，利润595.31亿美元；但同期的华为营业额1090亿美元，利润只有89.54亿美元，营业额为苹果的41%，但利润却不及苹果的六分之一。
因为每个苹果硬件产品的背面都印着这样一行字：“由苹果公司于加利福尼亚设计，在中国制造。”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分水岭之一：尖端的设计方案孕育于硅谷，而最后组装却是在中国完成。
在2018年，苹果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分别来自中国台湾（51家）、日本（44家）、美国（40家）、中国大陆（34家）、韩国（11家）、中国香港（7家）、新加坡（3家），以及西欧七国（16家）和沙特（1家）。所有这些供应商的元组件最后都汇聚到中国大陆进行组装，然后销往全世界各地。
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投资设立了一家不到200人的电子加工厂，如今他的富士康在中国大陆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个市/县拥有45个科技园区，雇佣超过了100万员工，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雇主。
1988年，郭台铭（左二）初来深圳的留影，图片来自网络
1992年，富士康深圳黄田工厂的动工仪式，图片来自网络
而组装iPhone的两大厂商——富士康是全球第三大电子制造商，其母公司鸿海精密2018年的营业额为1756.17亿美元，利润额也有42.82亿美元；和硕联合在2018年也有444.53亿美元，居世界500强第259名。生产苹果电脑和附属产品的广达、仁宝和纬创也都是世界500强企业。
富士康、和硕、广达、仁宝、纬创均为台湾在1970-1980年代成立的企业，从代工起步成为全球电子巨头，也是中国大陆过去20年多来最重要的出口企业。2011年以来，仅富士康集团每年的出口额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其中2018年更高达1662亿美元，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6.7%。
数据来自富士康科技集团官网
从苹果与富士康等台商的合作，可以清楚看出，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但只是从技术含量到收益都很低的组装加工基地。苹果公司决定着技术和市场，而台湾企业虽然拥有制造能力，却是为苹果服务的。一旦离开了苹果，富士康等台商就会坍塌。
政府的优惠政策和低廉的人工成本是中国进入全球生产链的最重要优势。2004年，安梁对深圳富士康的调查发现，长时间工作和低工资是其常态。 当时工人基本工资为480元，计算加班费后，多数人的工资在600元到1000元人民币之间。虽然有免费食宿，但条件并不好，8名工人住在一间2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私人空间。
2010年1月至5月，13名年轻工人连续跳楼自杀之后，郭台铭陷入巨大舆论漩涡和政治压力中。这时候，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伸出了橄榄枝，他多次去深圳面见郭台铭，并给出优惠条件：提供15亿美元资助，用于建厂、宿舍、发电厂等，并免去其工厂投产前五年的企业税和增值税，此后五年减半。
于是，2010年7月，富士康将iPhone生产线从深圳转移到郑州。目前，富士康在郑州有3家厂区，共计94条生产线，雇用了35万名工人，大约每天生产50万部苹果手机。全球近一半的苹果手机出自这里，其出口额一度占到整个河南出口额的50%以上，占郑州出口额度的80%以上，对于河南经济崛起有巨大作用。
富士康的低工资和自杀问题，是以成本优势为考量的全球化2.0时代的重要特征，不仅让发达国家的工人失去了就业机会，也无法令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获得体面工作和有尊严的生活，从而引起了西方公民社会的强烈反弹。
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美国到西欧都兴起了日益高涨的“反血汗工厂运动”，促使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链尊重工人的基本权利，对雇员、股东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负责，对环境负责，实行有道德的公平贸易。这就是3.0版本的全球化原始形态。
这一运动始于北美的大学生，而后上升到西方普通公众，政府和国际组织。而今，每个西方的跨国公司都有一个社会责任部门，也要出版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向公众披露他们对自己承诺的履行情况。
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是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智利、秘鲁和文莱等11国组成的一个全球化3.0自由贸易协定，其条款不仅有以往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等传统自由贸易(FTA)条款，还包含了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发展、能力建设、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传统FTA没有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
TPP，以及美欧、美日、美韩之间的贸易协定，实际上就是西方政府把原来由民间推动的全球化3.0上升到了政府的层面，从自愿性质进入了法治层面。它不仅保护商界的利益，也要保护工人和消费者的利益。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将加速全球化3.0的向前推进。
中国是全球化2.0时代最大的受益者，是因为它在1982-2002年的20年内迅速崛起为全球生产链的最大产业集群，和最大的“世界工厂”。其前提是美国和欧洲及其在东亚地区的贸易伙伴——日本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开放了市场、技术与投资。
在全球化2.0兴起的1960-1980年代，美欧的跨国公司已经在中国大陆临近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等地，建立起了全球最发达的跨国生产网络，实现了从垂直分工到水平分工的跨国生产合作体系，促使东亚地区经济呈现以日本为首的“雁阵起飞”态势。2.0版的全球化让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实现了超过30年的高速增长，成为欧美之外少数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发达地区，其人工成本也随之急遽上升。
恰在这个时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努力改善与美欧日韩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于是，追逐利益的港台和日、韩商人，纷纷将其生产线转移到有地缘与文化关系的中国大陆，从而形成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在投资、研发、制造、营销等领域紧密合作，共同进军全球市场的东亚经济圈。
在东亚经济圈之内，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掌握着主要的制造技术与市场营销网络，新加坡与香港则是最主要的市场和资金中心，中国大陆更多的是扮演着以廉价劳动力参与全球生产链的苦力角色。但主导整个国际市场走向的最重要力量，主要还是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的跨国公司。
如果继续延续1980年代以来的开放态势，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凭借着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与在制造环节的优势，向上游技术和下游市场延伸，建立核心竞争力。
1987年成立的华为技术公司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它从贩卖香港进口的通讯设备起步，进入制造和研发领域，终成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的老大；由1952年成立的军工企业北京电子管厂转制而来的京东方，因为收购了韩国大宇电子的液晶显示业务，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制造商；联想也因为收购了美国IBM和日本NEC的个人电脑业务，而成为全球最大的个人电脑制造商。但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领域，如果离开了全球科技和市场的支持，很难有一家企业能独立成长起来。
从2006年以来，由于朝鲜核试验改变了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以及中日、中韩不断爆发从民间到政府的争端，让中国的营商环境出现不良趋势。而最近两年，我们不仅与美国有贸易纠纷，还与周边的香港、台湾关系恶化，加速了全球生产链的重组进程。韩国三星、LG在2008年以后陆续向越南转移其生产链，美国、欧洲、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企业也陆续搬迁。
虽然每一个企业的搬迁都是伤筋动骨的大工程，但全球生产链上的供应商就像逐水草而生的马群一样，必然会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以及它们的未来生存与发展机会寻找最适合的草地。
全球化及全球生产链的脆弱性，在本次疫情中得到了集中地展现。英国南汉普顿大学研究团队根据大数据发现，从1月10日到1月23日武汉封城前，离开武汉的500万人中，有近6万人到达了中国大陆之外的382个城市，其中至少有834名确诊患者，许多人是当地的首批新冠病毒感染者。
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性大爆发，让全球医疗供应链的危机顿时凸显出现。而以成本优势为基础的全球化2.0所收获的大量财富，在疫情打击下，一夜蒸发。
因此，美、欧、日、韩等国家必然在疫情结束后，从法律和政策上鼓励产业回流，重组全球生产链，TPP扩大版或升级版所塑造的全球化3.0势必进一步提速。
中国能否抓住目前关键机会，深化与全球商界人士的合作关系，加强中国在全球生产链上的地位，将关系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工作机会、生活品质和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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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江湖眼）：全球化：从2.0到3.0的转轨——兼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