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破除“卡脖子”的关键,陈学东院士讲清了!

先进制造业·导读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卡脖子”的报道触动我们的神经,此前先进制造业公众号也发布过我国“卡脖子”的35个关键领域。制造业是我国“卡脖子”的重灾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工业基础能力是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11月17日,2020第八届先进制造业大会在上海嘉定隆重召开,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陈学东出席大会并作了题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工业强基工程》的主旨演讲,介绍了工业基础的定义和内涵、我国工业基础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借鉴发达国家工业强基经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促进工业强基工程的若干建议。

以下内容如根据陈学东院士在大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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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现状

当前我国虽已成为制造大国,但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工业基础、资源利用效率、信息化等方面差距明显,整体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和低附加值环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原创性、颠覆性、变革性技术成果不多
2、工业基础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高,缺乏世界知名品牌
3、资源能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2.6倍
4、利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的水平亟待提升


工业强基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工业基础能力是决定我国制造强国建设成败的关键。工业基础主要包括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工业软件和重要产业技术基础。工业基础能力直接决定着产品的性能、质量和可靠性,是制造业综合实力和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推进工业强基工程,提升工业基础能力,对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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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业基础能力提升问题,总书记在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指出,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我国工业基础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工业基础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体现在基础材料/零部件形成一定产业规模、电子元件等一批骨干企业崭露头角、部分领域区域集聚效应日益显现、关键技术突破能力有所增强、产业技术基础体系正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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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基础薄弱是走向制造强国的主要瓶颈。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自主创新能力弱,研发投入少,科技创新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低。国际上普遍认可的创新型国家主要指标包括:企业研发投入要大于2%,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贡献率要大于70%,技术对外依存度小于30%。我们2019年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19%,科技创新对经济贡献是59.5%,对外依存度是40%-60%。

2、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工业软件尚不能完全自主可控。比如,大型盾构机刀盘主轴承、齿轮箱密封直径超大、工况复杂。主轴承合金元素、杂质含量控制、锻件滚子热处理技术,超大直径密封结构设计、制造及表面处理技术等尚未解决。工业机器人用控制器、减速机、专用伺服电机国外企业在中国伺服市场份额约80%, 其中日本约40%。

3、缺乏工业基础核心技术,产品寿命短、可靠性差,短板问题较为突出。比如我们涡喷、涡扇发动机轴承寿命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10;模具产品寿命较国外低30~50%,精冲模寿命只有国外的1/3;通用零部件产品寿命一般为国外同类产品寿命的30~60%。

4、基础工艺薄弱、质量基础不完善,阻碍产业迈向中高端。比如同样型号的高端数控装备,由于工艺稳定性、可靠性差等原因,航空、汽车等行业仍愿花3倍价格从国外进口。现有质量技术基础不能满足工业发展需要,直接影响我国制造业的整体质量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工业基础薄弱的主要原因

1、缺少顶层设计,工业基础研究重视不足,产业链发展不协调,整机、系统、成套设备与工业基础发展相脱节。
在工业化前期阶段,选择了依靠整机组装、生产为主的发展路径,导致政府和市场“重显轻潜”“重主机、轻配套”,没有重视工业基础。
进入WTO之后,部分机械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关税降低,甚至零关税。政府对进口重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给予补贴,国外企业迅速占领市场,我国本土企业竞争处于劣势,缺乏市场应用机会。

2、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不够、科技与经济融合不足。全世界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一般都遵循基础研究发明、转化应用研究、进入市场三个阶段。一旦中间阶段被弱化,就会出现“死亡之谷”,基础研究成果就会“胎死腹中”,科技经济“两张皮”现象就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避免“死亡之谷”,改革开放以前采用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分工协作(以政府主导)。改革开放后前苏联模式被破除,借鉴美日大企业自行研发模式。改革开放早期,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暂时弥补“死亡之谷”,伴随经济发展,国际市场竞争加剧,暴露出很多基础“短板”“弱项”。

3、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我们国家的企业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成为制造业创新主体呢?一个是工业基础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和骨干企业数量少,生产研发弱势企业多,低端重复建设严重。如:轴承行业,哈轴、瓦轴、洛轴三家大型骨干企业的产值总和不到国外一家著名公司的50%。传感器企业有1600多余家,但大多数为小微企业,盈利能力不强,缺乏引领技术的龙头企业。另一个是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还存在很多主要障碍。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先天不足,技术创新动力后天失调,考核评价体系存在弊端、制约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存在欠缺,企业技术人员待遇偏低、难以聚集高层次人才等因素。

4、高校对科技经济融合、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支撑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没有区别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评价标准一刀切;重数量,轻质量,对成果转化关注不够,导致成果转化率偏低;重短期、轻长远,短期频繁考核,难以产出高水平成果;重个人、轻团队,短期频繁考核,难以产出高水平成果。 

工业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下面介绍一下发达国家强化工业基础的经验借鉴。

1、重视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大力发展工业强基战略。德国和日本是两个制造业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德国制定严格的本地产品标准、法规,形成技术壁垒排斥外来竞争者,阻挡外国企业对德国工业基础的侵蚀。日本在工业基础发展中,特殊时期制定“临时法律法规”,加强产业向基础领域倾斜,同时强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持续保持工业基础的发展计划。

2、重视科研与产业紧密结合,建立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加强行业共性技术供给,确保工业基础可持续发展。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建立定位清晰的技术创新体系,成立相对独立的共性技术机构负责组织和实施共性技术的研发。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

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AIST)

中国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KIST)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NRC)

当然了,各个国家不一样,技术研究所有的是国家投资,有的是政府出资一部分。德国的模式是介于前苏联模式和美国模式之间,是计划+市场运行模式,重视科技界与产业界紧密结合和行业共性技术供给,我认为非常好,这个模式对中国比较有借鉴意义。德国弗朗霍夫研究院由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各出资1/3,与企业、高校建立灵活高效协作机制,专注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有效强补创新链上的“死亡之谷”。

3、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德国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合力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如德国政府每年大约投入500亿欧元用于应用研究,其中2/3资金用于中小企业。政府还支持弗朗霍夫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向中小企业免费开放人才培训、信息服务、工业4.0工具箱等服务。

4、重视多学科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工业基础涵盖材料、机械、电子、控制、传感器等领域,涉及主机和基础件制造商、高校与科研院所等,只有打破专业壁垒,才能形成合力。比如欧盟第六框架下的一个高压液压元件项目由20余个单位承担,其中液压元件制造商牵头,包括了热处理、铸造、锻造、焊接、密封、整机应用企业以及2所高校组成,研究成果相当深入,支撑了其产品在国际上的领先地位。

5、重视生产工艺的创新。德国和日本企业将生产工艺创新看作工业领域的主要创新活动,在创新过程中充分运用新科技产业革命中的先进技术,与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相互融合,提高创新系统的协同性,提升工业创新效率,推动工业经济迅速发展。德国企业十分重视工艺创新,对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研究经费的比例为4∶1,日本企业用于工艺创新的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64% ,约为产品创新的1.8 倍。

6、建立全面系统的职业教育体系。德国保持工业基础优势的关键因素是重视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建立以发展应用技术为主的高等职业教育、以职业技术能力为主的中等技术教育的教育体系。德国法律规定,职业教育必须是学校与企业联合办学,学生70%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培训,30%在学校接受与职业相关专业知识培训。双向制教育为德国产业升级输送了大量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力,为“德国制造” 保证了品质。 

7、重视整机企业与零部件、基础材料、先进工艺研发生产企业稳定的供需关系。欧美整机与零部件企业正从纯粹商业关系向稳定转包模式转变,减少零部件供应企业的数量,在保持竞争的同时,通过战略联盟、相互持股等方式保持定向合作。日韩汽车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建立了以产权为纽带的体系内稳定供应模式。比如日本整机企业选择各自的供应商,形成相对独立的供应体系,积极参与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参股或投资等方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零部件企业进入汽车厂商的供应网络后,就可以得到长期稳定的订货,一旦形成供给关系,就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

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促进工业强基工程若干建议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工业强基工程,需从创新政策环境、研发机构建设、优秀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协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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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营造重视工业基础的政策环境

1、加强顶层设计,采取分类施策原则,形成可持续推进机制。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推进计划和路线图。其次采取分类施策,对卡脖子问题要依靠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集中突破短板工程,解决10%的问题;推进工业强基工程,解决20%的问题;实施隐形冠军培育工程,解决70%的问题。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围绕“卡脖子”问题,力争3~5年取得突破。再就是加大力度实施工业化基础再造,由点及线、由线及面、点面结合提升产业链水平,争取5~10年时间补齐短板实施隐形冠军培育工程,争取用10~15年左右时间,培育一批具有独特专长的中小企业,使产业迈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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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话语权。发挥国有企业在攻克产业基础“卡脖子”和短板的中坚作用。吸纳更多企业专家参加创新规划、科研项目、平台的谋划和成果评审。建立常态化的对话咨询制度,发挥企业家在国家创新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3、健全经营业绩考核制度,提高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加大技术创新权重,对研发投入和产出分类考核,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同时形成市场倒逼机制,推动企业创新。

4、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专业化发展的支持力度。重大科研、工程、政府采购项目,增大中小企业参与比例;加强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的深度合作;引导民营企业突出主业,专注细分市场,掌握独门绝技。

5、正确把握科技人员流动的合理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完善相关法律和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侵权查处机制,完善商业秘密保护法律制度。

6、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制定鼓励主机企业采用首批国产关键零部件的优惠政策,建立税收优惠目录。降低“五基”企业增值税税率、提高“五基”企业出口退税优惠力度。加大政府采购支持力度。解决国产化产品不愿用、不敢用问题,构建国产首台套产品大规模市场应用的生态系统。适时调整政府采购目录,在相同性能指标情况下,通过政府采购途径购买国内产品。建立使用国产基础产品的保险及风险补偿机制,采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等方式,给予使用者一定的补贴和信用担保,解除使用国产基础产品的风险。

二、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建立健全共性技术研发机构

1、充分发挥科研院所作用,组建综合性国家工业技术研究院。为行业企业提供关键共性技术,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
2、依托大型企业集团,组建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研究院。解决重大装备短板、卡脖子问题。重大装备是国之重器,技术难度大、成套性强,事关国家安全。
3、组建国家重大装备制造产业基础研究院,使之成为工业基础领域关键、核心、共性技术的重要供给者。充分发挥转制院所产业基础共性技术供给、行业引领带动的功能,聚焦重大装备产业基础薄弱环节和关键核心问题,围绕“工业五基”补短板、强长项,为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发挥高校在战略联盟中的作用,支撑企业开展技术创新。高校不仅要在科学探索中有所贡献,还要结合企业需求做应用技术创新
三、大力培养优秀企业家、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
1、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冒险精神、科学头脑和国际化视野的优秀企业家。鼓励企业家与科学家深度合作、加快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支持体制内科研人员与企业人才的双向、自由流动。

2、培养具有科学家素养的工程师和工程师修养的研究员。

3、“工学结合”培养高技能人才。 加强引导宣传教育,形成尊重劳动、崇尚劳动的社会风气;健全激励保障制度,加大表彰力度,提高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加快推进校企联合现代学徒制教育,允许学生到企业做2~3年学徒,国家给予补贴;鼓励企业兴办职业技术教育,政府要给予学生经费支持,体现公平;建立终生教育培训机制,提供进修深造机会,不断提高员工职业技能。 

4、自觉践行、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引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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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工业基础薄弱是我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

——需要政府主导、集中力量突破“卡脖子”封锁
——需要政府市场相结合、着力推进工业强基工程
——需要发挥市场化机制、实施隐形冠军培育工程

工业强基工程是长期性的,具有技术攻关难、工程化突破难、市场应用难等特点,必须通过机制创新

——构建市场和政府的有效衔接机制
——构建当前急需与长远发展的兼顾机制
——构建国防和民用的融合发展机制

通过良性、可持续、体系化的推进,实现工业基础再造。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先进制造业):破除“卡脖子”的关键,陈学东院士讲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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