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经济学人》发表封面文章《中国电动汽车的“猛攻”》，指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这与11年前，即2013年该杂志发表的《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11年前，该杂志将中国描述为全球最大污染源；11年后，却又对中国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提出质疑。
两篇文章观点截然相反，但态度没变，即指责中国的发展。
《经济学人》2024年1月的文章探讨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及对国际市场的影响。文章认为，1997至2011年，中国通过提供高性价比的商品，成功扩大了在海外市场的份额。这一时期，中国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并引发美国内部关于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大讨论”。
近年来，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迅速崛起。五年前，中国的汽车出口量仅为当时的全球最大出口国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如今，中国汽车工业预计2023年汽车出口量将超过500万辆，这一惊人数据不仅超越了日本，更让中国一跃坐上全球汽车出口的“头把交椅”。其中，比亚迪等中国本土制造商的电动汽车销量已超过特斯拉，且价格实惠，海外市场份额迅速扩大。目前，制约中国汽车出口的主要瓶颈在于运输船只的短缺。随着全球脱碳趋势的推进，对中国汽车的需求有望进一步增长。文章预计，到2030年，中国汽车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将达三分之一，特别是欧洲市场，从而结束西方国家主导全球汽车行业发展的历史。
然而，面对这一发展趋势，西方国家的政客们开始关注本国的产业发展问题，并对中国提出了所谓“不公平竞争”的指责。在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他们指责中国的庞大生产规模损害了西方工人的利益。
文章进而分析认为，发达国家排斥中国汽车显然是一个错误的策略，是短视之举。欧盟委员会已经对中国汽车展开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总统拜登也正在权衡是否进一步提高中国汽车的关税问题。由于美国汽车厂商享受了提高中国商品进口27.5%的高额关税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双重保护，所以美国汽车制造商当前并未真正感受到来自中国厂商的竞争压力。然而，深入分析表明，这种保护主义策略可能导致西方国家错失中国汽车业崛起所带来的巨大机遇。
中国提供的低价且环保的汽车为西方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收益，这些汽车性价比高，环保性能出众，且在智能互联技术方面展现了卓越实力。这种发展趋势不仅推动了中国国内市场的繁荣，也为国际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潜在收益。
全球汽车行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2022年，全球销售的新车中有16%～18%是电动汽车；而自2035年起，欧盟将全面禁止销售内燃机新车。在向电动化转型的过程中，全球车企也面临着员工队伍稳定、劳动密集度降低等问题。然而，这些挑战并非完全由中国汽车业的崛起所导致，而是全球汽车行业转型过程中的共性问题。
此外，在环保减排政策遭遇重重阻力的当下，中国汽车业，尤其价廉物美的中国低价电动汽车，对于推动全球向净零排放的过渡具有重要意义。以比亚迪为例，其在中国市场销售的入门级电动汽车价格仅为12000美元，远低于美国市场最便宜的特斯拉（39000美元），这为西方消费者提供了更为经济、环保的出行选择。
西方国家目前存在两种担忧，一是，担心廉价进口商品会冲击本国产业，但历史表明，竞争往往能够成为行业发展的催化剂。以20世纪80年代日本和韩国汽车制造商的崛起为例，正是竞争才促使了日、韩本土企业的迅速成长。
另一个担忧是国家安全问题。电池供应和电动汽车的远端可操控功能确实存在潜在风险，但这绝对不应该成为剥夺普通消费者选择中国汽车的借口，更不应成为国家层面的安全问题。
因此，在政策层面，决策者应摒弃保护主义观念的“诱惑”，确保在必要的情况下审慎采取干预措施。中国汽车制造商的崛起固然对其他国家的汽车发展带来了竞争挑战，但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如果中国依托资源优势，使电动汽车快速发展，并助力全球消费者实现能源转型，那么开放合作、共同发展无疑是最佳的应对策略。
《经济学人》2013年的文章《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曾分析认为，尽管中国在绿色能源转型方面，尤其是在太阳能领域，拥有巨大潜力，但其碳排放量预计仍将持续增长……
11年前该文章认为，中国庞大的能源需求和煤炭依赖性将是减排的主要绊脚石。不过，文章也承认，单纯将环境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的。事实上，在绿色能源领域，中国已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全球领导力。特别是在风能和太阳能的大规模投资上，中国早已走在全球前列。11年前市场分析师纳特·布拉德曾预测：到2020年，太阳能发电将在无需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达到市场竞争力。经过11年的发展，中国太阳能市场发展已经证实了这一预测。
在《经济学人》2013年和202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中国在环境问题上备受关注。2013年的文章放大了中国的污染问题，特别是煤炭依赖和工业排放的严重性。而到了2024年，文章则变相地指责中国电动汽车（EV）的发展过快，暗指其对其他国家汽车产业和环境构成了“猛烈冲击”。这两篇文章的共通之处在于，它们都试图维护西方利益，指责中国对全球环境和汽车产业竞争构成了所谓的威胁。而实际上文章的内容与其标题和封面所传达的负面印象存在明显差异。这种报道方式揭示了西方媒体典型的双重标准及其主导舆论的操作手法。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气候治理和减少工业温室气体排放成为核心议题。虽然保护地球的初衷值得肯定，但该议程背后明显隐藏着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图。在发展中国家的坚决斗争和共同努力下，国际社会就全球气候治理确立了一项重要原则：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因发达国家历史排放多、减排能力强，所以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明显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挤压，迫使发展中国家减排。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积极应对碳排放挑战并探索开发应用新技术解决这一问题，使发达国家的限制策略受挫或未能达到其挤压效果。
在当前全球环境外交的新阶段，出现了明显的“角色互换”，即：发达国家推诿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主动通过技术向全球发出环保和减排倡议，并以实际行动向全球输送绿色发展技术和产品。
近两年，发达国家纷纷宣布放弃自己的“碳排放”目标。2022年，丹麦宣布放弃2025碳中和目标；2023年，德国宣布取消原定于2035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承诺；2023年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不能通过让英国人破产来保护地球，英国取消减排目标”。
相比之下，中国在低碳技术、清洁能源和绿色转型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尤其在光伏发电和电动汽车制造领域领先全球，展现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引领力。中国2020年提出的“双碳”目标有望在2023年实现碳排放峰值，随后逐年下降。这一成就为全球气候治理树立了榜样。
反观美国，2024年，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环境政策成为了两党争论的焦点议题。共和党近期抨击拜登政府将环境议题政治化。
特朗普政府曾于2017年6月1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但由于受到协定规定的三年冷静期的限制，美国直至2020年才正式退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拜登上台后迅速采取行动，于首日便签署行政令，使美国重返协定，并把应对气候变化提升为美国国家政策。特朗普和拜登分别作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总统，他们的立场也凸显了两党在气候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最近，拜登政府暂停了新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项目的审批，这一举措虽然获得了环保人士的支持，但却遭到了共和党的强烈反对。共和党参议员Bill Cassidy率领26位参议员向拜登及能源部长发出联名信，对该决策表示强烈不满，并指责其对经济、环境和国家安全造成了负面影响。
同时，拜登政府对中国和东南亚太阳能设备加征关税并限制进口，以及将《通货膨胀削减法》作为连任竞选的核心，旨在强化其环保立场并吸引环保选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特朗普一直积极主张推动国内加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力度，并有可能在再次当选后取消联邦对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投资鼓励措施。两党政策方向或将形成鲜明对比。
环境政策不仅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更是两党政策差异的集中体现。随着美国大选的日益临近，这一议题的争论预计将愈发激烈。而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环境、脱碳问题的竞争也将在2024年真正拉开政策竞争的大幕。
1月30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警告欧盟称，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构成重大国家安全风险。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汽车加征关税。
然而，在全球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贡献不容忽视。中国迅速适应并引领全球变革，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电动汽车制造业的崛起，这不仅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了经济环保的出行选择，同时也在清洁能源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与发达国家在减排责任上的推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坚定地提出了“双碳”目标，并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气候治理树立了榜样。
随着环境政策成为焦点议题，全球低碳转型竞争将更趋激烈。在低碳转型的浪潮中，国际社会既面临挑战也有巨大可见的机遇。中国绿色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而合作与开放是实现全球环境目标的关键。各国应超越短期利益，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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