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鼓励创造就业、鼓励企业出海赢得订单、发展专业化技能的大背景下,苹果公司的生产创造力被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各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税收减免,以及为移民提供住宅公寓。中国的物流仓库、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十分完善。富士康前高管Alan Yeung称,创始人郭台铭和库克会面后,富士康取得了2010年发布的iPhone 4和初代iPad这两款产品的订单。郭台铭在与库克会面中认为,库克低估了市场需求。郭台铭非常自信,他承诺要建立两个新的厂区,一个在郑州(后来的“iPhone城”),另一个在成都(后来被称为“iPad城”)。郭台铭说,富士康会承担这些投资,他们将会和政府合作建立这两个厂区,当苹果的产量达到足够规模时,富士康就会启用这些新厂区。后来的事实证明,郭台铭的判断是对的。从2009年到2011年,苹果iPhone的出货量几乎翻了两番,达到了9300万部,第一代iPad在开售前9个月的出货量也达到了1500万部。截至2010年10月,仅在深圳的富士康工厂中就有多达50万名工人在辛勤劳作。当时也有不少劳工矛盾的消息传出,“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一度成为社会上舆论关注的焦点,苹果也在当时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对象。尽管如此,前往富士康报到的工人依然络绎不绝,不过由于工作比较乏味,留住工人是个问题。沃顿商学院运营学教授Ken Moon称,当时中国合同制造商的员工流动率超过300%,相当于一年内多次更换整个工厂的员工。根据苹果自己的估计,自2008年起,苹果已经培训了至少2360万名工人,人数超过了中国台湾本土总人口。富士康提供的劳动力资源,除了成本廉价(利润率低于3%),还具有规模大、住得近、灵活性强的特点。富士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快速提高产量,也可以在不需要的时候快速削减产量,而这些成本则不会转嫁给苹果。此外,中国还可以提供具备一定技能组合的劳动力资源。在解释苹果为什么不能在美国大规模生产时,库克曾说道,就算把美国所有工具和模具制造商都邀请到他正在演讲的礼堂中,礼堂也装不满。但如果他在中国做这事,可能会需要几座城市来安置这些制造商。“东”进“西”退,中国制造业生态独一无二苹果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三位曾与苹果及其竞争对手合作过的人士透露,其他智能手机制造商面临着很大压力,他们必须要跟上苹果的步伐,但又缺乏一套统一的战术。因此他们开始向中国供应商寻求帮助,提供知识产权以换取更快速的反应,从而缩小与苹果之间的差距。苹果的一系列供应链体系构建行为,帮助中国供应商获得了更多订单,也帮助供应商提升了对尖端制造业的理解。与此同时,西方的电子制造业却萎缩了。彭博行业研究(Bloomberg Intelligence)数据显示,中国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智能手机制造总量的70%,而中国制造的技术复杂度甚至让很多受访专家都难以理解。科技咨询公司D/D Advisors创始人Jay Goldberg曾说道:“中国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制造业生态系统。”中国在制造领域的主导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量化的,2021年接受审计并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了42万家,约占全球总数的42%,印度这一数字为3.65万,美国则为2.55万。这种数量级上的优势重塑了全球经济,并提升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苹果借助这种力量主导了科技行业。但现在,一次“清算(reckoning)”迫在眉睫。Goldberg认为,对于苹果来说,放弃这个供应链系统是十分困难的。这不是说在其他地方建厂这么简单的事情,因为即使你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建立的工厂,这家工厂的分包商和供应商依然来自中国大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富士康需要安装声波焊接机(一种能将不同金属或塑料通过超声波能量进行融合的设备),他可以很容易地召集任意数量的公司并雇佣劳动力来做这件事。“中国有各类工作的分包商,有各类细分专业领域公司,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样的条件。” Goldberg说道。在他看来,中国提供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一个经过多年建设的完整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体的细枝末节很难描述清楚,但苹果和他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们都对此了如指掌。《误解中国(Getting China Wrong)》一书的作者Aaron Friedberg认为,20年前,美国政府鼓励企业与中国接触,库克当时做的并没错,但近10年来,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库克依然加倍下注中国。不论如何,在不少受访者看来,苹果当下都是“无路可逃(no way out)”的。
层层重压逼迫苹果另谋他处,但中国似乎仍是唯一解
去年12月,苹果公司CEO库克在美国国会私下会见了资深议员Bill Clark,他们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苹果公司与中国的关系。2022年11月前后,新冠疫情带来的防控压力,对富士康郑州工厂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影响,部分工人选择放弃富士康的工作并返乡。当时一些工人的境况受到了外媒的“高度关注”,库克在美国国内受到了一定的舆论压力,一些记者向库克抛出了极为尖锐的问题,库克均予以回避。美媒《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标题将这次的国会山会面描述为“库克与中国相关的糟糕一天(Tim Cook’s Bad Day on China)”。除了工人方面的影响,在历来销量火爆的假日季期间,iPhone出货量约为7800万部,缺口约为600万部,这与富士康郑州工厂生产受到影响有关。但相比疫情这种短期风险,更令美国人无法忽视的点是,美国最有价值的品牌,正受制于中国。目前苹果在美国两党内部都受到了高调批评,共和党议员Josh Hawley指责苹果过度依赖中国。苹果正面临政治、战略和投资者方面的压力,他们要求苹果减少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这种压力表现为关税方面的威胁,而拜登政府通过切断中国企业获取美国先进半导体技术的渠道,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但现在问题就在于,苹果和中国的关系短期看来仍然是牢不可破的。苹果在中国的供应链体系异常复杂且庞大,厂区规模甚至堪比很多西方的城市。中国供应链每年为苹果产出价值3160亿美元的各类苹果产品,没人知道要如何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前科技行业分析师Brian Blair曾说道:“除非你亲眼看到,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富士康的工厂有多大。” Blair曾多次参观苹果在中国的工厂,他说:“跟美国人讲富士康工厂有多大,就像对一个村民描述纽约市有多大。”二十多年来,苹果在中国建立的供应链体系是其在全球成功的基础,库克则是背后一首操盘的“运营大师”,库克一直以注重细节而闻名,这些细节的成功也让苹果的“端到端管理”令整个科技界艳羡不已。但是,苹果每年依赖中国实现产品更新,如今正成为其最大的软肋。一位前苹果工程师称,其实从2014年开始,苹果就一直在将部分业务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但进展缓慢。苹果需要找到实现生产自动化的方法,以克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仍将主导劳动力市场和科技产业的生产制造。
虽然印度在iPhone代工业务上不断取得进展,但一些供应链专家认为,印度iPhone“制造业”的增长数字有些夸大其词,并非事实。苹果供应商在印度建立的大多数业务被称为FATP——最终组装、测试和包装(Final Assembly,Test and Pack),这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业务,使用从中国大陆空运过来的零部件进行组装生产。彭博行业研究分析师Steven Tseng提到和硕和富士康会将工厂搬到印度,但是他们的供应商却不会,因为印度缺乏完整的供应链体系,这些供应商需要的所有东西几乎都要从中国进口。尽管去年印度生产了2亿部手机,但这些手机跟苹果iPhone产品的质量要求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线上。这2亿部手机中,最热销的型号售价通常都在250美元以内,而iPhone的平均售价接近1000美元。也正因为更高的质量要求,生产iPhone需要更为复杂的自动化设备和更高的劳动强度。一位前微软高管说:“这就像在汽车领域,把起亚(Kia)、索兰托(Sorento)和法拉利(Ferrari)进行比较。”iPhone是一种在技术上更为先进、在制作工艺上更为精巧的产品。专家们担心印度缺乏与中国相同的具有各种技能组合的充足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而这些因素正是中国对苹果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本。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没有中国完善,交通、公共设施、通讯方面都可能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印度的劳动力质量能否做到与中国相当,仍然要画上一个很大的问号。越南看起来也是一个有一定吸引力的选项,今天越南工人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中国工人的一半,摩根大通预计,2025年越南将占到AirPods产量的大部分、iPad和Apple Watch产量的20%,以及MacBook产量的5%。不过苹果之外的其他公司此前在越南进行产品生产制造,走得步履蹒跚,并不顺利。2013年,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后,诺基亚关闭了他们在中国的手机工厂,并将生产整合到越南,以期削减成本、提高效率。但很快,微软就遇到了有组织犯罪、运力不足、异常天气变化导致贸易港口关闭等问题。这位前微软高管称,想让越南的业务按照中国的方式来运行,通常会遇到难以置信的挑战,很多基础设施要么非常新,甚至还没得到检验,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基础设施。他认为,越南距离打造极具竞争力的技术制造业,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他提到微软在零部件采购方面遇到了很大挑战,因为他们所有的二级、三级供应商仍然全都在中国,他们必须将大量的半成品从中国运往越南进行最终组装。专家指出,即使越南能够提高运营质量,这个国家本身还是太小了,完全无法满足苹果当前的业务规模所带来的需求。据估算,中国工人数量甚至比越南的人口还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2.93亿,而越南总人口仅有1亿。《为iPhone而死(Dying for an iPhone)》一书作者Jenny Chan提到在中国大家对组装苹果产品的工作是有兴趣的,很多村民和学生都会坐大巴去工厂打工。她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组装iPad或者iPhone是非常枯燥的、重复性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一台巨大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这种工作不是谁都愿意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