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树军 | 国家间竞争与中国发展战略转型

国家间竞争与中国发展战略转型

文 | 欧树军

2018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国家间竞争态势陡然激化，国家集团或联盟重组时隐时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加速，种种国际情势巨变正在迫使各国调整自己的经济发展战略。如果说西方社会的19世纪文明仰赖于19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那么，20世纪文明则仰赖于美苏对峙这一升级版的势力均衡体系。当这个全球尺度的势力均衡体系在三十年前迅速崩塌之后，整个世界陷入大动荡，哈特和奈格里称之为帝国的内战状态。[1]这种帝国内战状态，否定了站在帝国立场上的历史终结论，后者是冷战自由主义的两个孪生兄弟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双重理想主义的结晶，是自由民主制与自由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政治经济模式终结论，这样的乐观主义受到的挑战既来自理论，也来自现实，因为美国这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全球性帝国”，已经随着国家实力的下降，日渐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全球重负，但又不甘心放弃业已占据的遍布全球的战略节点。面对正在崛起的非西方国家的挑战，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战略扩张转向战略收缩，并以更高的姿态逐步凝聚国内民主共和两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以及精英和大众的共识，全力应对挑战者。

21世纪自身的文明尚未成型，20世纪文明的影响还在延续。当然，“19世纪”、“20世纪”、“21世纪”都并非简单的百年时间线段，而是政治经济、权力结构和文明秩序巨变的产物，20世纪的“新百年和平”的意义因此更接近于19世纪的“百年和平”。19世纪文明铸就了1814-1914的百年和平，两次世界大战宣告了百年和平的结束与19世纪文明的落幕。霍布斯鲍姆所说的20世纪“短世纪”或已在1991年便告终结，但20世纪文明铸就的全球总体和平，从1945年至今已延续七十余年，20世纪“新百年和平”的结局正在生成，其生成方式将决定21世纪文明的基本样态。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构造会不会走上19世纪百年和平的老路，尚未可知。较为明确的是，文明正在加速兴替。19世纪西方文明耗时4百年形成，存活了100年，在最后30年发生移转。20世纪西方文明历经50年基本成型，存活了50年，之后便开始移转。就此而言，21世纪文明的构成，也将取决于19世纪文明与20世纪文明之间鏖战的结果。21世纪文明的脚步声已经响起，未来的走向取决于当下的抉择，更取决于对过去与当下所处历史进程的认知与判断。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关节点上，2018年的中国已经基本告别了贫穷，基本解决了温饱，基本改观了面貌。随着中国具备了全产业链的工业化能力和更大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中国的足迹遍布世界[2]，中国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成为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和天然气进口国，并以前所未有的抱负推进“一带一路”，全球化帝国逐渐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崛起视为对其全球政治经济霸权的直接挑战，指责中国在亚非拉推行“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新霸权主义”。中国内部也面临诸多错综复杂的发展中的问题，中国业已感受到国家间竞争的巨大压力，业已意识到发展战略转型的必要性，进而开始将国家间竞争的四大关键因素：市场竞争、产业政策竞争、技术竞争和国家能力竞争，视为决定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关键，从侧重走出去的外生动力转向侧重自力更生的内生动力，更加重视产业政策的自主发展，推动技术的自主创新，维护自主发展的国家战略。

站在20世纪文明“新百年和平”的延长线上，身处国家间竞争日渐激烈的当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紧要当口，2018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战略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

随着国家间竞争的态势愈加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在从外向为主转向内生为主。一方面，中国宣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继续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性世界经济[3]，坚持多边主义的贸易体系，扩大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自主权，推广复制已有经验，[4]推进协作发展，制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另一方面，在美国这个全球经济霸主放弃贸易多边主义之后，作为被动的挑战者，中国的改革也遭遇国内外问题的挑战，中国亟待提升基础性的国家能力、激发经济繁荣内生动力的发展能力[5]和转型能力，及时调整发展战略。

2018年初，中国意识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于当代中国至关重要，并将其重心界定为六大方面：一是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的协同发展；二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6]；三是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实现收入分配合理、全民共同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四是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五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主线；六是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7]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根基在于中国既有的全产业链的工业化生产能力，这是培育经济内生动力的巨大优势，同时，中国也发现自己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一些关键节点上还存在明显弱项。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开始转向提升中国国国内市场的整体性。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是广义的，包括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和社会政策三大政策领域。宏观政策又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结构性政策包括国资国企、中小企业、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和社会管理等；社会政策包括就业、教育、养老、食品药品、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社会保障、社保基金、医疗保障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具体政策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彼此之间相互交织、镶嵌和影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从来不是相互割裂的。

国民经济的整体性，离不开信息与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撑。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修公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修铁路。2018年经济下行，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是一大重心。2018年下半年，中国开始加大基础设施投资[8]，大规模批复大中型城市地铁、城铁、城市之间和省际的轨道、高铁等交通投资，制定了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计划（2018-2020）[9]，酝酿取消省级高速收费站，助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今天，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已居世界第一，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但相对于全国14亿人的出行、沟通和交流需求而言，仍然不够。中美之间“技术战”与“贸易战”交织进行的态势，也使中国更加重视信息技术对中国经济体系的贡献，[10]加速提升全国信息基础设施，5G系统开始大范围试点试验。

在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中国谋求内生发展动力之际，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问题再次浮现出来。“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的争论由来已久，贯穿中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事实上，中国的生产组织在所有制类型上有四大类：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它们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中国从未真正建立过苏联式全民所有制彻底大一统的经济格局，始终处在混合经济状态。[11]在当代中国，人们接受生产组织的活力是市场繁荣、经济发展之源，生产组织及其组织者的创新能力、管理能力、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的社会责任，被提到非常高的位置上，备受重视。当今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已近退无可退，即便如此，一旦遇到经济波动，“国进民退”的声音就会浮现。

因此，“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在所有制结构上定纷止争。一方面，中国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2018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务院每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制度，摸清国有资产家底，加强人大的预算决算审查和国有资产监督职能。[12]另一方面，中国又要促进经济体系向民间资本开放，增强微观生产组织的主体活力[13]，发挥企业家和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中国还在放宽市场准入门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14]，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15]，开始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来保护外资在中国的合法权益，希望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政治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只是让东部先富起来，而是致力于解决“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这个巨大的区域差异问题，推进东中西部的协调、平衡和持续发展。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当然是劣势和短板，但也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分梯式、分阶段发展的空间优势。所谓空间优势，意味着乡村相对于城市，中部相对于东部，西部相对于中部，边疆相对于内陆，落后地区相对于先进地区，仍有经济落后的后发优势，仍然可以充分借助全国一盘棋的政治经济优势，通过推动先富带动后富，将更多精力放在推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辐射上。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不必整齐划一地要求全国各地区所有生产组织执行，不同地区宜制定分梯次发展的不同规划和战略。而建立更为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16]，解决中国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也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内生动力引擎。

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综合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落地，二是促进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三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等重点区域协调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其中，海南调整了发展规划，逐步打造印太战略枢纽，建立全球性的自由港。[17]雄安新区发展规划正式制定[18]，雄安不仅仅是经济试验区，也可能是社会和政治试验区，在美国频繁“退群”的情势下，雄安提出了吸引联合国机构落户的设想。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除了注重区域均衡发展之外，中国还特别注重改善生态环境。[19]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京津冀等发达地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二三四线城市的问题，还是城乡之间非常普遍的共同问题，威胁每个人的生存环境，的确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当然，如果生态挑战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叠加，则有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因此，因地制宜、不一刀切就非常必要。

作用于“一国两制”试验区的一些政策，也和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设想有关。港珠澳大桥通车，促使广东、澳门、香港积极融入大湾区战略，从而为该地区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两岸经济文化的合作，[20]将重心放在县市级政府上，鼓励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学习、生活和创业，发放和内地大陆居民身份证相仿的居住证，[21]使之享受大陆居民同等待遇，通过身份统一、流动统一，通过经济整合、社会整合，来推动政治统一。

中国财税体制则面临很多复杂任务，既要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又要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既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又要树立过紧日子的观念，严格压缩一般性支出，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负担；还要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22]，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这些方面都需要中国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及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23]。因此，2018年，中国的财税体制做出重大调整，从分税制转向单一制，[24]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借助信息技术，强化全链条财政税收管理，构建以共享税为主的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25]，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进行个税扣除，激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内生消费潜力[26]，刺激经济增长。

产业政策的竞争，不仅仅是民营企业间的竞争，也是、更是国家间的竞争。可以说，大国经济商贸竞争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自主制定产业政策的国家能力。在铁路时代、信息时代和今天的战略性前沿技术竞争时代，各国的产业政策都发生了类似转变。产业政策最初都是服务于富国强兵或国富民强的需要，服务于竞逐富强的需要，服务于增强国家理由的需要，只有确保自身在国家间激烈竞争中占据一定优势地位不至于落败之后，才可能走向第二个阶段，即走向国家主导下的市场自由或者自由市场体系。但是，与之同时，在来自社会大众的强大压力之下，又要及时回应社会大众的自我保护需求，以上三重因素推动了公共部门经济的扩张，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向混合经济的态势。这一点，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自由放任主义的发源地、自由贸易国和“日不落帝国”英国的兴起，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撑。在19世纪中期完成工业革命开始推行自由贸易之前，英国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促进本国产业发展。早在12世纪前半期，英国城市就有“外国商人在城市中不得从事零售业务，逗留也不得超过40天”的规定[27]。14世纪中期，英国政府建立了全国性的关税体系，先后多次提高羊毛出口税，保护自己的主要产业即毛织业，保护主义一直持续到19世纪。尽管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理论与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预示了自由贸易思想的兴起，但1790-1815年间的战争强化了“贸易保护主义倾向”[28]。产业政策在英国与“低地国家”等对手的竞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9]1838年，反谷物法联盟同盟在曼彻斯特成立，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时代由此开始，一系列新的自由主义关税政策相继实施，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一战之前。[30]但是，在英国经济发展史上，彻底贯彻“自由放任范式”（或贸易自由主义）的时间可能不到一百年。也正是在这不到一百年中，与实施保护主义政策的国家相比，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贸易增速明显滞后。[31]以铁路产业为例，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主义产业政策要求英国政府不参与铁路的计划、建设和运营等。但是，当英国政府开始着力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之后，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了，比如，为了保护乘客权益，政府必须监控铁路运行情况，为了防止土地征用的滥用，政府必须详细审查铁路申请等。结果，英国铁路政策在19世纪末期开始转型，自由放任主义让位于积极的产业政策[32]。保护主义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重新抬头，英国社会弥漫着“退回帝国时代的气氛”，1881年公平贸易联盟就旨在加征关税、改善英国的贸易处境。

英国所代表的经济发展战略立身于市场规模从小到大、由内而外的扩张之上，最终通过殖民体系建立起人类历史上继基督教之后第二种全球化的制度力量，“日不落帝国”是“日不落市场”的同义词，市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制度，还是一种治理技术，乃至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方式。英国从小规模的农业国家向大规模工业化国家转型的过程中，造成了后来被刻意遗忘的社会悲剧，工业革命既带来巨额社会财富也造就了大量“背井离乡者”，因此，无论是托利党式的封建社会主义，还是早期自由放任的市场资本主义，亦或有组织、有监管的市场资本主义，都将福利制度作为处理“新穷人”困境、将市场经济重新嵌入社会政治体系的必要手段。[33]英国因此在欧洲国家间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势力均衡体系的重要一极。

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政权多次更迭、地缘处境特殊和政治历史遗产，法国的产业政策左右摇摆，阻碍了法国的经济社会发展。17世纪40年代直至18世纪，法国长期实行科尔贝式的重商主义政策，政府在许多方面干预经济，国内制造业在政府扶持下发展起来，目标是在经济上实现“有秩序的进步”而非“迅速增长或经济变革”。[34]18世纪早期，法国技术相对落后于英国，法国政府从英国大规模招募技术工人，迫使英国1719年立法禁止技术工人外流[35]。尽管曾经成绩显著，但科尔贝主义的设计蓝本是旧式小手工业经济，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难以有效缓解因战争而不断加剧的财政危机。1789年法国大革命导致法国经济政策的转向，经济自由主义成为19世纪以至更长时期内法国社会经济政策的基础。[36]第一帝国衰落直到1845年七月王朝颁布最后一部关税法时，法国总体上仍然是保护主义的，“制造业进口仅占总进口的6%（出口却占总出口的70%）”[37]。但其“保守性”实际上大打折扣，“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上半期，它的政策体制在很多方面比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还要自由”[38]。拿破仑失败后，复辟的波旁王朝在大土地所有者及其工商业界联盟的统治下，首要目标是稳定和秩序，没有能力全面监督经济。法国经济政策在“经济自由主义和科尔贝传统国家干预”之间摇摆[39]，之后的法国政府亦复如是。

摇摆不定的产业政策造成了经济停滞。如格申克龙所言，“经济停滞始于波旁王朝复辟”。直到支持自由贸易的拿破仑三世于1851年掌握政权后，局面才得以改变。通过“削减关税、取消进口禁令”，“法国政府摧毁了数十年来保护法国工业发展的温室”[40]。但是，在1860年之前，高度保护主义的关税体制基本未受触动。1860年英法签订商业条约，经济政策开始趋向于自由放任体系[41]。但普法战争打乱了这一进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法国才通过坚决实施积极产业政策实现了工业腾飞。

德国关税水平低，但17世纪的德国广泛推行各种产业政策来促进新型工业发展。[42] “英国意识到自己在欧洲的工业领导地位，并据此想要采用自由贸易政策之际，其他欧洲国家也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并试图通过新重商主义寻求后起直追之法……（此即）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保护主义”。[43]1815-1930年间，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调节力度逐渐强化，调节范围扩大，从免受政府影响的完全竞争发展到生产和销售领域的政府精心计划。[44]1862年法德签订自由贸易条约，但俾斯麦及其后继者实施了较为灵活的产业政策。19世纪中后期英国长期坚持自由贸易体系，德国则实施较为积极的产业政策。20世纪初期，相对于德国和美国，英国已经丧失了原来的制造业优势，张伯伦政府随即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于1903年成立了关税改革同盟。[45]

德国并不是在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受到彻底压制后，才走上秩序自由主义道路的。在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德国这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非常不同于英国，是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国家推动下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是19世纪的发展型国家。但是，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确走上了一条秩序自由主义的新路，历史与文化的正当性下降了，市场与经济的正当性上升了，德国以秩序为目标全面矫正市场经济的缺陷，国家通过法律和政策渗入和干预在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国家对市场的强有力监督和控制，确立了稳健的经济发展战略，这也使得德国至今仍是欧洲经济的引擎。

美国经济政策史就是一部“从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或“从资本主义到混合经济”的历史。[46]美国是“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源地和堡垒”，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丹尼尔·雷蒙德等人启发了李斯特对产业政策的思考。早期英国通过产业政策抑制殖民地的工业化发展。直到二战后，当自己的工业霸权地位已无可挑战时，美国才最终实施贸易自由化。[47]美国在国家间激烈竞争的态势下逐步崛起，它以全新的姿态把市场变成一种全球化的宗教，变成政治、社会、文化的思想方式，这种思想方式的帝国主义或者方法论帝国主义已经变成了全球化帝国内外精英赖以寻求正当性的根基。随着冷战的终结，美国新自由主义由己推人，既是美国内部的经济保守主义或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和政策路线，也是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主轴。

今天中国和美国之间大国竞争的格局，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产业政策的自主性、关键领域的产业规模和竞争力，尤其是涉及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的关键领域，对于现代中国和美国来说，首要的都是财税汲取能力。美国经济发展战略以其强大的公共财政税收汲取能力为前提，美国经济形成了混合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防工业复合体，与其“大政府大市场、大国家大企业”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48]，也与经受了其频繁对外战争反复考验的国防经济的动员与生产能力直接相关。面对这样的美国，中国所需要提升的，不仅是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经济整合能力，也需要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能力。

2018年尤其是下半年以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首先是从“技术战”开始的。中国制造2025希望在前沿科技领域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美国把矛头对准“中国制造2025规划”，恰恰说明中国在关键技术、芯片、操作系统和工业领域等方面坚持自主创新、自主发展的必要性。但是，大国技术之争背后是生产组织方式和技术创新方式之争，要想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尤其需要发挥国家在生产组织和技术创新方式上的压舱石、铺路轨作用。[49]自主创新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生产组织或者个别科学家的天才，两军对垒战略、战术、规模、阵法是关键，匹夫之勇无济于事，因此仍然需要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只不过当今中国举国体制的运行机制不再是传统的，而是将公共财政资助、政府发包、生产组织和科学家自主创新结合起来，[50]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必需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也就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聚焦国家需求，统筹整合力量，发挥国内市场优势，强化规划引领，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科技创新的系统布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安排。[51]简言之，通过政、产、学、研相互协作的先进技术创新机制，推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对中国的未来命运至关重要。

事实上，生产组织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而是来自生产组织的技术能力，这既包括技术研发，更包括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一个企业有没有能力创新技术，有没有能力保持、传承、维护核心技术，使之形成足以建立长期商业模式的技术优势，并适时与信息技术结合扩大优势，既决定微观企业的生死，也决定宏观经济的成败。201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越来越希望借力信息经济[52]，发扬中国工业精神，[53]推动关键技术的协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形成长期竞争优势。中美竞争很可能是一场至少持续21世纪上半叶乃至整个21世纪的“文明持久战”，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信息技术至关重要，支撑信息经济体系运行的电子商贸规则同样重要，因此2018年中国正式颁布了《电子商务法》。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关系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前途命运的未来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生物技术、医药化工、清洁能源等等，不仅仅涉及社会伦理问题，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其重要性不会因为社会资本投资泡沫的破灭而削减，反倒愈加凸显。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能力是国家最根本的经济能力。这并不是一句空话，美国科技创新的主要资助者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几乎所有重要的信息技术、能源技术、生物医药、化工创新，都和美国国防部先进技术研发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等联邦机构有直接关系。2005年，美国国防部先进技术研发局公开承认，从1958年创立起，其使命就是防止其他国家实现史普尼克发射（苏联发射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类的科技突破，今天的任务仍然是“防止美国遭受科技突破，确保美国实现科技突破”。[54]作为美国国防部国防研究与工程局的下属单位，美国先进技术研发局担负着让美国保持比潜在敌人更尖端军事科技能力的责任，积极从事超前的国防科技研发。

技术垄断首先是国家代表整个民族在特定发展阶段占据技术优势。在历史长河中，只有那些拥有自主技术体系、强大技术能力的国家，才会真正开始重视知识产权保障。中国重组国家知识产权局，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既是为了回应来自美国的压力，也是因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专利已经全球第二。但是，在关键技术领域，比如卫星通信技术、芯片技术、操作系统等方面，中国还处于劣势，还有极大提升空间，需要充分利用该技术创新、规模效应和新产业集群，培育新的国家间竞争优势。

当前中美贸易与技术纠纷的背后，是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能力竞争。冷战结束的第一个二十年（1993-2013），中美之间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的“标准战”，背后是“信息战”，“信息战”是信息资源之战，更是信息能力之战。最近十年间（2008-2018），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战”，背后是“技术战”，“技术战”是技术资源之战，更是技术能力之战。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世界格局巨变背景下的国家发展，关注国家发展的目标和所面临挑战的发展变化，把“自主发展”作为发展的“火车头”和长期战略。

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冷战结束时，西方全面支配世界，控制国际金融系统、资本市场、储备货币、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英美式的政治体制成为转型国家的学习样板、推动了近一百个国家的政治转型，保持着联合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能力，控制着海上航线、最先进技术研发、尖端技术教育、宇航技术、航天工业、国际通讯系统和高科技武器工业。[55]最近十年间，非西方、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正在对西方的支配构成全面的挑战，中国发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工厂和重要消费者，中国模式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种选择，军事实力逐步提升，尝试在一些海上航线发挥中国影响力，加入研发最先进技术和尖端技术教育的行列，建立了自主的宇航技术、航天工业，建立了自主的北斗系统，谋求网络主权，建立了可以进行“不对称战”、“超限战”的高科技武器工业。因此，即便当今中国主观上不想与美国为敌，客观上已经被美国视为真正值得重视的挑战者。

大国实力的进退兴衰，仍然主导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如何看待世界格局的发展，主要存在五种视角。[56]一是相信某种和谐错觉的一个世界论，二是用先进与落后区分他我的两个世界论，三是冷战后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大动乱论，四是核心国家的存亡支撑的文明兴衰论，五是竞逐国富民强的国家发展论。这些视角在不同的时期、对于不同的群体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国家是国际政治舞台的最重要主体，竞逐富强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主题，国家发展论仍然是最现实主义的必然选择。

国家是发展的主体，不同发展目标的实现都首先需要国家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意味着要建立并完善高效的官僚机构来执行决策，需要有效而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兼顾专业性与人民性的警察力量来维护社会稳定，需要有效汲取社会资源为国家运行提供动力，需要塑造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社会共识，需要识别公民的身份和财产信息进而建立有效的监管、再分配和税收体系，需要吸纳不同阶层的参与诉求，需要通过公共政策整合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短期利益、部分利益，尤其需要拥有战略意识、战略能力、决策能力和遂行能力的政治领导者、职业政治家群体，以及拥有理想信念、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现代政党制度。

五十年来，发展中世界不得不在不同的发展目标之间进行抉择。在国家初创时期，要实现国家整合、民族独立，通过革命推动现代化，提高政府效能，提高干预、渗透、监管社会的能力，增强军事实力。在同时展开的国家建设进程中，要实现经济增长，又要实现公平的增长，有节奏的扩大政治参与、实现更广泛的民主，保持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改善生态环境，摆脱资本主义经济链条强加的依附地位，追求内外一致的国家自主性。这些目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必须做权衡、做抉择，依据自身能力选择在特定阶段所能实现的一个或多个目标。

五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也在发展，包括不公平的增长，社会与政治生活被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和左右，权力失去组织能力，信息技术内在的“去中心化”对政治权威的挑战，旧的全球化模式变成了霸权国家支配世界的工具而不是各国共享共建共治的平台，公共政策碎片化、失去战略意识、偏重发展的政策而忽略政策的发展，公司法人日益膨胀，谋求和自然人相同的公民权利，谋求和政府相同的政治权力，突破并深入渗透着国家权力的边界，挑战着国家的政治权威。

面对这些挑战，发展的“火车头”也在发展。“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历史上，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发展依托军事-财政模式，以经济增长、军事实力、殖民主义和政府效能为火车头，建立了对非西方世界的霸权支配。[57]二战结束、世界格局相对稳定下来之后，经济增长、更公平的增长先后成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火车头”。这个时期，通过社会革命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实现更广泛的政治民主、更公平的经济民主、更合理的国际民主，也被视为政治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火车头”。[58]

尤其值得中国重视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区分敌我的战略意识，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美国始终把寻找敌人作为国家存亡的关键，美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花了整整十年寻找敌人，不是已经严重衰落的俄罗斯，不是内部高度分裂缺乏凝聚力的伊斯兰文明，而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同，在军事上足以威胁其安全的国家。[59]其一以贯之的敌我意识，恰恰体现了“存而不忘亡、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的中国传统战略意识，这种战略意识恰恰是当今中国不少人所缺乏的。

今天的世界秩序仍然是美国这样的既得利益国家所主导，中国的全面发展正在被西方尤其是美国视为全面的挑战，国家自主越来越需要成为发展的“新火车头”。但是，自信并不等于自主，自信是一种信念，自主是一种能力。没有自主的技术，就没有自主的能力；没有自主的教育，就没有自主的技术；没有自主的教育理念，就没有自主的教育政策。同时，自主也不是封闭、倒退、保守，而是自主的开放、自主的发展、自主的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不仅仅是减少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是为了继续提升最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同时，中国也正以切实的行动，真正帮助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减少其贫苦人口，进而减少世界贫困人口[60]，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外向诉求的正当性之源。2018年的中国继续坚定地解决绝对贫困群体的发展问题，又大刀阔斧地缓解相对贫困群体的生活压力，还格外重视刚刚脱贫群体的向上压力，并继续重视高收入群体在推动经济发展上的作用。中国坚持和平主义、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谋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三大国家理性化目标。

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根本上仍然取决于中美欧之间大国竞争的态势和格局，中国正在重拾持久战的战略意识，力图在愈演愈烈的国家间竞争中，激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坚持产业政策、技术创新和发展的自主性，提高企业尤其是国家的技术能力，维护经济发展战略的自主性。归根结底，国家间竞争的现实需要和长远需要，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如此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因为，世界格局的变化对国家的制度能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家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内外挑战也都有了新的变化，当代中国发展的目标、模式和火车头也需要因时而变。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需要高度重视“发展”的发展，把自主作为国家发展的火车头，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战略，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战略意识。没有自主的战略、政策与行动，制度、理论、道路与文化的自信就只是一种理念的自信，很容易付之东流。

在这样一个大动荡时代，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审视政治的再分配性。文明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的再分配性是否健全。农业文明支撑不了大政府，而大政府又难以为继。工业文明足以支撑大政府，但小政府惯性思维导致治理能力滞后。政治的再分配性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团结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大国残酷竞争的结果，进而塑造并主导21世纪文明的形态。

政治的再分配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再分配，一是对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再分配。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再分配存在两种趋势，一种是福利依赖及其批判，一种是福利权的人权化及其困境。对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再分配也存在两种趋势，新自由主义对大政府的批评和资本力量对大政府的需求，大政府也符合社会自我保护诉求的需要，大政府因此崛起了。在文明更替的大环境之下，再分配不仅仅是通过财政税收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不仅仅是对生产性劳动者的再分配，也必须重视对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再分配，因为政治本身具有深刻的再分配性。政治的正当性来自于两种类型的再分配，既要保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安全，又要保证生产性劳动者的安全，也就是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安全，这些问题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最近四五十年又变得越来越重要。

有人说，欧洲的过去就是中国的未来，他们错了，欧洲的过去只是美国的未来，中国的过去才是中国的未来，惟其有过去，方才有未来。这个过去，既包括过去四十年，也包括过去七十年，也包括过去一百年、两百年乃至几千年。中国与世界的未来格局看起来并非“东帝”与“西帝”两分，反倒更像“三家分晋”，1935年，毛泽东在《念奴娇·昆仑》提出了美国、欧洲、中国“三体互动”的世界格局的战略构想，100年之后的2035年，这个战略构想面世一百年后能否变成现实，两百年前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力量格局能否恢复，取决于中国能否保持强大的国家能力，维护政治的再分配性，在不同的发展目标、不同的发展模式、不同的发展能力、不同的发展火车头之间做出合理、恰当的抉择，解决这个时代社会各阶层普遍关心、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关键问题，回应这个时代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福祉所面临的、必须回应的内外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