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方政策中心：全球与中国制造业产值及就业规模的变化

导读：制造业的衰退与就业规模的减少困扰着许多发达国家。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现有的产业结构也正经历变革。利用国际数据，作者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影响各国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因素，并给出了政策建议。编译如下：

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制造业就业的萎缩都是时下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研究表明，制造业就业的衰退是不平等程度加剧和社会矛盾频发的主要诱因（Grabowski, 2017, Autor, 2016）。随着近年来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世界各地的兴起，制造业就业的话题引起了各界更广泛的关注。

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从全球视角来看，制造业绝非是一个萧条的行业。据笔者测算，自2000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快速增长，即便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也依然如此。尽管发达国家对制造业的需求增长缓慢，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扩大的需求为全球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不过，与快速增加的产值相比，全球制造业的雇佣规模却增长缓慢，这一现象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就国家来看，过去几十年间，世界制造业就业的增长大多产生于中国。而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说，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其制造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都有所减少。另外，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而言，其制造业就业的绝对规模在过去二十年间都经历了下滑——事实上，平均而言，制造业仅贡献了全球平均非农就业增加值的10%。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造就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在短时间内完全改变了国内的就业结构——几十年间，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了制造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导致了其他国家制造业就业的萎缩。事实上，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内需迅速扩大，大量中国制造的工业品最终都流向了中国的国内市场。根据我们的研究，以工业自动化为代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绝大多数国家制造业就业萎缩的直接原因。在之前的文献中（Edwards and Lawrence, 2013），也有学者证实过这一观点。

受赶超效应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速甚至要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不少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就业的增长速度也相对缓慢。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人均收入依然较低，但其制造业就业占全社会就业的比重已经达到了峰值，再难进一步上升，这种现象被学者概括为“过早的去工业化”（Rodrik, 2015）。

受数据所限，我们目前还难以精确地衡量制造业就业萎缩对经济的综合影响。比方说，许多企业虽然通常被视为制造业企业（如制药公司），但真正的生产制造部门往往只占其公司产值的一小部分，而占大头的销售、研发等部门尽管在数据中也被归为制造业的一部分，但其具体业务却具备更多服务业的特征。（Dadush,2015）此外，一些企业尽管在统计数据中被归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但其实质上是制造业企业的直接延伸（如汽车修理厂、4S店等）。虽然他们不直接制造工业品，但他们也应当被归于制造业当中。除了数据定义的问题，广泛存在的企业间外包行为也增加了我们研究制造业就业的难度。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选择将各种业务外包给外部的服务业企业，这对制造业就业规模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总的来说，在具体分析数据时，制造业与服务业企业的界线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在本文中，笔者使用多种不同的定义方式，试图检验制造业部门规模是否能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速。尽管难以得到明确的普适性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尽管一些国家经历了制造业就业比例的相对下降，但他们依然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增长。当然，如果他们当初采取了促进制造业就业扩张的政策，他们的经济表现或许还能更好些。另外，在本文中笔者还描述了全球制造业产值及就业规模的变化趋势，并以四个典型国家为例做了案例研究。最后，笔者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 WIOD；数据更新至2014年），我们计算了劳动生产率、国内需求及国际需求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在数据允许的前提下，我们以金融危机为界，将数据分为2001-2008和2008-2014两个部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仅仅是对制造业就业的直接影响因素做出度量，而非追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如人口结构、商业周期、监管政策等。

在度量制造业就业时，我们依赖一条基本原则——即制造业产出等于内需加制造业的贸易盈余（出口减进口）。其中，内需既包括市场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也包括对中间品的需求。在实际测算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地定义制造业企业，并为各年各部门的名义价格找到合适的平减指数。另外，我们假设需求的结构不影响对应的劳动投入，即无论每一美元的总需求中有多少比例属于中间品内需、最终品内需或外需，其背后要求投入的劳动力规模在同一时点是不变的。

根据国际劳工办公室（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的统计，截至2014年，全球制造业总计提供了超过4.66亿个工作岗位，与2001年相比增加了6300万个。在危机以前，全球制造业就业的年均增速为1.3%。受危机影响，这一数字在2008年后有所回落，但依然达到了年均1%的水平。在表1中，笔者列出了各影响因素对制造业就业增速的贡献程度。

如表1所示，从全球均值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贡献恒等于零。这是因为，贸易只会导致制造业就业在国家间发生转移，而不会对全球总就业水平有所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机前，制造业增加值（即表1中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速的绝对值之和）的增长速度非常高，达到年均7.6%；而在危机后，这一数字仅为4.7%。

对制造业的就业增长来说，国内需求（包括私人部门消费、投资及政府采购）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因素。相比之下，部门间贸易（即其他部门对制造业的净需求）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为负，这反映了外包行为给制造业就业带来的流失效应。此外，在产出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使得制造业雇佣规模大幅下降。数据显示，无论是在危机前还是在危机后，全球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均维持在较高水平，分别为6.3%和3.7%。

从工业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尽管金融危机对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造成了较大影响，但2008年以来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依然大于平均GDP增速，这意味着制造业生产的最终产品更多流向了各国的国内市场。有趣的是，从纯粹会计核算的角度来说，假如2001-2014年间没有任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那么全球制造业将多雇佣2.74亿人，相当于实际情况的7倍。尽管这种计算方法存在缺陷，但这无疑反映出了技术进步的重要作用。

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使用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和国际劳工办公室（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数据，对各国情况做出汇总分析。考虑到大国的数据质量相对较高，我们在以下分析中主要关注那些在2001年制造业就业超过100万人的经济体。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共选中了43个经济体，覆盖了全球91%的制造业工作岗位。

如图1所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与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外，与制造业相比，平均而言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要低40%左右。在所有43个国家中，仅有11个国家的其他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速超过了制造业——这些国家基本是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国、印尼、泰国、孟加拉和越南等。我们通常认为，对于这些经济增长的“明星国家”来说，制造业是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这个发现意味着，制造业仅仅是这些国家各个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一员。与制造业一样，这些国家其他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也经历了飞速进步。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自世纪之交以来，世界大多数新增的制造业岗位都分布在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认为，与上世纪的经验相比，如今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倾向于更早地到达制造业占比的顶峰（包括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以及制造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并随之开始制造业的停滞乃至萎缩，这反映出了技术进步和扩散速度的提升（见Lawrence, 2018；Rodrik, 2015）。这就是著名的“过早去工业化”现象（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观察国别历史数据我们会发现，美国历史上制造业就业占比的顶峰出现于1953年，达到25%；英国出现在1961年，为32%。相比之下，尽管人均收入尚未达到英美水平，但中国、南非、巴西等国似乎已经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巅峰期，且其顶峰时期的就业占比也仅为15-19%左右（Lawrence, 2018）。

笔者基本认同上述论断，但在此希望做三点补充：首先，尽管发达国家制造业需求增长乏力，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对制造业需求的增速依然高于同期GDP增速；其次，如前文所述，在一些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其各行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速并不低于制造业水平；最后，随着过去二十年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在制造业具备突出比较优势的国家获得了迅速增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但是，正如Lawrence（2019）所指出的，即便是中国似乎也已经过了制造业的顶峰时期，更不要说其他发展中国家了。

笔者在表2中列举了43个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就业规模的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在2001至2014年间，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出现于中国。除中国外，另一个表现突出的国家是印度。基于测算，共有17个经济体的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出现了3个百分点以上的变动（见表中标蓝的部分）——其中，大幅增长的经济体仅有3个，而剩下14个经济体则纷纷经历了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的大幅下滑，这其中甚至包括日本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大国。

在这些国家中，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出现净增长的国家仅有10个，而增长超过2个百分点的国家则有五个，分别为：中国、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和土耳其。其中，孟加拉和越南的增长分别高达5.6和4.7个百分点。在非洲，表现最突出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其制造业新增了超过80万个就业岗位，而埃塞俄比亚也逐渐成为非洲著名的制造业新星。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摩洛哥是为数不多制造业就业相对占比下降的国家。

在发达国家，政策制定者们往往认为制造业能给新增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普遍认为制造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数据显示或许并非如此。根据国际劳工办公（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ILO）统计，2001至2014年间全球共净新增4.92亿个工作岗位，其中仅有6300万个位于制造业部门。服务业贡献了超过73%的新增就业，非制造业的工业部门（如建筑等）贡献了17%，而制造业仅贡献了10%左右。换言之，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制造业并不是为新增劳动力提供工作岗位的首要来源，即便是在孟加拉和越南这样的国家也是如此。

为了更好地了解制造业就业的变迁趋势，我们以下关注几个具体国家的案例。在图2中，我们考察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五个国家——我们的样本既包括法国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包含中国和土耳其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此外，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特例，我们也将摩洛哥纳入了考察范围。我们认为，这样的样本具备足够的多样性，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制造业就业的变迁路径。

我们首先关注法国。作为许多高收入国家的代表，法国的制造业部门经历了产值缓慢增长，但就业逐渐萎缩的历程。在2000至2014年间，法国制造业共损失超过80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2000年法国制造业总就业岗位的23%。在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快，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是这一现象的直接成因。

除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贸易赤字的不断累积也是法国制造业就业萎缩的重要原因，在金融危机前则更是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法国制造业部门减少了从其他部门的购买规模，从而部分缓解了制造业就业快速下滑的趋势（见表3）。

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在2001至2014年间共减少了35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相当于期初的27%（见图3）。如果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World Input Output data, WIOD），我们会发现制造业就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不变，但数量微有增加。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BEA）数据，我们在图4中分行业绘制了美国制造业及其他行业实际增加值指数的变化情况。如图所示，在危机前，美国制造业表现良好，平均增速超过了其他行业。但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表现疲软，增速回落至其他行业平均水平。

就美国而言，选取不同来源的数据和平减指数将给我们的估计结果带来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在表4中同时展示了基于BLS（美国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和WIOD（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两套数据估算的结果。在估算制造业部门实际增加值增速时，这两套数据的差异尤为明显。

两套数据均显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美国制造业就业下滑背后最主要的作用因素，在危机之前尤其如此。在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对制造业工业品的需求迅速上升（两套数据均证实了这个现象），这部分抵消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就业损失。此外，制造业部门对中间品的净需求也促进了就业下滑。到2014年，美国制造业部门已经成为其他部门的净消费者，这意味着制造业部门从其他行业的总购买额要大于对他们的总销售额。这提醒我们，在分析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时，也应重视其国内的供应链分布情况。根据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的一项报告，在2010年，美国仅有三分之一与制造业相关的就业岗位产生于严格意义上的“制造业企业”，这些就业岗位既包括与制造业相关的研发工作，也包括相应的销售、物流等业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制造业企业选择将这些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而这些第三方企业往往在统计中被归为服务业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制造业就业有所冲击，但国际贸易对美国的负面影响并不大。考虑到危机前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扩大了60%以上，这项发现确实有些令人惊讶。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贸易逆差的名义量包含了价格因素，因而名义数据可能夸大了贸易对制造业就业带来的实际冲击。如果采用实际量（以出口商品的数量计算），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美国制造业的贸易逆差只扩大了26%，比名义值计算的结果要小得多。

对于我们的这项发现，或许有学者会提出不同意见。Houseman（2018）曾提出，由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高度集中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又较快，因而加总数据将给人一种错觉，即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造成了制造业就业流失。如果将视角转向其他行业，那我们应该会看到国际贸易才是导致就业流失的主要推手。针对这种观点，我们也做了相应的稳健性检验——在排除了美国与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相关的企业后，我们重新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依然是在诸多影响制造业就业的因素当中作用最明显的，这说明我们的发现是稳健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等收入国家制造业的就业趋势显示出了高度的国别异质性。我们首先以中国为例。在中国的案例中，我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数据质量问题——根据ILO数据，中国在2001至2014年间增加了3230万个制造业岗位；而在WIOD的统计口径中，这一数值竟然高达6000万左右。Nick Lardy (2015)曾经指出，由于中国存在较大城乡差异，以及政府和市场机构经常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我们很难找到一套完美的指标来描述中国实际的制造业就业情况。一般而言，位于城市的国有企业就业数据质量最高，而城市民营企业的数据质量则相对较低，农村的小微企业数据质量最差。相较而言，Lardy (2015)的测算与ILO数据较为接近，而与WIOD数据则相差较大。我们联系了WIOD的工作人员，他们承认对中国数据的统计工作存在缺陷，并承诺将出版修订后的新数据。但在本文中，我们决定仅使用ILO数据研究中国的制造业就业情况（见表5）。

显然，从制造业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其制造业增加值和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速皆达到了两位数水平。不断扩大的国内及国外需求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在危机前，外部需求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金融危机后，内需则取而代之，成为制造业增长的坚实基础。在2007年，中国制造业的出口额是其国内消化数量的1.46倍，而到2014年，中国国内市场消化的制造业产值已经比出口规模高出17%，这还是在中国保持巨大的制造业贸易顺差的基础上实现的。

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了巨大打击。在危机前，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20%以上，而在危机后，这一增速则回落至了8%。相比之下，对制造业的国内需求则保持了稳步增长的态势（见图5）。显然，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速的减缓并不能仅仅被外部需求的减弱所解释。实际工资的增加、汇率升值，及鼓励国内消费的政策都对出口起到了削弱作用。

从中间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制造业部门从其他部门的原料采购在过去十几年间不断提高。在2001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对其他部门保持着顺差，而到2014年，制造业部门已经成为其他行业的净消费者，而这也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将流失部分就业岗位。就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行业内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而非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显示，制造业内部行业间的劳动力流动仅能解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20%。

之后，我们继而分析摩洛哥的案例。受数据所限，我们仅能获得2007至2015年间摩洛哥制造业的实证数据。在此期间，摩洛哥制造业流失了超过八万个岗位，相当于期初的6.8%。在摩洛哥，其国内对制造业的需求增长迅猛，但这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同样快速增长的劳动生产率所抵消。

我们关注的最后一个国别案例是土耳其。与中国类似，土耳其制造业就业也经历了大幅增长的过程。在2001至2014年间，土耳其共增加180万个制造业岗位，增幅达到44%。有趣的是，对土耳其来说，这一成就主要发生在危机之后，而非危机之前，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土耳其在20世纪末刚刚经历了一场货币危机，导致其GDP暴跌6%。

在随后的复苏过程中，土耳其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6%，但就业规模并未扩张。金融危机后，尽管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有所放缓，但土耳其制造业就业却经历了扩张，这是因为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原因可能在于土耳其政府出台了降低工作时长，阻止企业裁员的政策。

许多人都相信，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尽管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但实证数据是否支持这样的假说？在此，我们希望用一套简单的回归来检验这一观点。具体而言，我们在控制各国期初发展阶段的前提下，试图探究制造业的变迁是否与人均GDP增长相关。我们分别使用两套方法来定义制造业变迁——一是制造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二是制造业增加值占社会总增加值的比例。与现有文献（如Szirmai and Verspagen, 2015）相比，本文的一大改进在于我们使用了实际量，而非名义量，来衡量制造业增加值的大小。正如Rodrik (2015)所指出的，当价格水平整体下滑时，制造业的名义产出也会自然下降，但这未必会导致其实际量下降，而实际量才是与制造业就业规模最直接相关的变量。由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面临的价格水平近年来普遍有所下降，因此本文采用的改进是重要的。我们发现，无论是用相对就业指标还是增加值指标，制造业的变动与人均GDP的相关性都不显著。之后，我们将“制造业变迁”这个变量一分为二，按照其符号正负，分别定义为“制造业扩张”和“制造业收缩”，并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扩张与人均GDP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制造业收缩则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的相关性（见表8）。这意味着，那些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国家，其人均GDP往往也在增长；但即便一国的制造业正在衰退，这个国家仍然有可能平稳增长。

当然，以上回归尚未考虑内生性问题。正如Cantore et al. (2014)曾经强调过的那样，经济总量、经济增速和制造业的相对占比很可能存在内生相关性。举例来说，一个低收入的、增长快速的国家，其制造业的相对占比往往更大。为了克服这种内生性，我们引入“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比例的变化量”作为工具变量。我们认为，该工具变量与制造业变迁相关，但不与其他影响人均GDP的变量相关。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与表9所示。与先前不同的是，在引入工具变量后，制造业扩张不再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根据以上结果，我们无法得出结论，认为制造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严谨地说，我们只发现那些制造业扩张的国家往往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与过去相比，如今许多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整合程度都更为密切（见图6），这使得我们更难区分制造业本身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我们在文中报告了以下九点现象：

•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2001至2014年间，全球制造业就业规模稳步增长，但在金融危机后有所放缓。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的对制造业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劳动生产率提高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劳动生产率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增速要远高于发达国家，这是赶超效应的直接体现。

•   但从历史来看，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已经经历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巅峰时期，“过早去工业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从增加就业的角度来看，服务业和非制造业的工业部门贡献了绝大多数（约90%）的新增就业。在全球主要的40多个制造业国家里，只有5个国家实现了制造业就业占比的显著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受统计口径影响，许多实质上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工作，在统计时都会被计入其他部门。

•   尽管因果性难以证明，但我们发现对许多制造业扩张的国家来说，他们的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良好。不过，即便是制造业衰退的国家，也有不少实现了经济的平稳增长。

•   就制造业的就业趋势来看，各国差异十分明显，但少有国家能有强大的内需增长并足以抵消劳动生产率进步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举例来说，中国是所有国家当中内需增长最快的之一，其对制造业的国内需求年均增速达到11.3%。然而，这也仅仅能恰好抵消劳动生产率效应。

•   对绝大多数国家而言，贸易对制造业就业萎缩的影响都是次要的。相比之下，劳动生产率和内需变化才是主要因素。

•   制造业对其他部门的净中间品需求也会影响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其影响程度与国际贸易的影响是类似的。过去十几年间，世界总的趋势是制造业向其他部门购买更多中间品和原材料，这也将使得部分就业从制造业向其他部门转移。

•   就国家而言，全球超过半数的新增制造业就业岗位都产生于中国。相比之下，其他国家的变化量要小得多。举例来说，十五年间中国新增了超过3200万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相比之下，土耳其增加了200万个，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损失了300万和100万个制造业岗位。

•   尽管国际贸易对就业影响的相对程度有限，但考虑到其巨大的出口规模，中国还是给许多国家的制造业就业带来了冲击，在危机前尤为如此。

•   对各国来说，金融危机对国内需求的影响差异较大。对美国和中国而言，由于各自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这两个国家对制造业的国内需求在危机后反而获得了提升。相比之下，法国和土耳其则经历了衰退。

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近年来其制造业一直处于衰退周期中。然而，如果只关注发达国家，那我们对全球制造业的印象就很可能与事实出现偏差。就全球范围来看，制造业仍然处于上升周期，人类对制造业的需求依然在快速上涨。准确地讲，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增长，在可见的未来制造业依然会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Arbouch and Dadush, 2019）。但是，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正在普遍提高，因此稳步发展的制造业并不会创造数量庞大的工作岗位。

若以实际量计算，制造业是全球贸易中占比最大的行业。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会自然而然地将贸易问题与制造业挂钩，而当其本国制造业处于长期衰退时就更为如此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和其他高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夺走”了别国的就业岗位。正如我们在文中所展示的，贸易在制造业就业问题上往往只起到了次要作用。另外，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的进一步扩张，来自中国的冲击在未来会进一步减少。同时，中国扩大开放和进口的承诺也将对现状带来改变。

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们而言，他们应该密切关注产业政策和监管政策对本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应当意识到，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自然会影响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因此，当评估本国制造业时，他们不应以制造业创造的新增岗位数为唯一标准，而是更应该关注制造业对社会带来的福利改善。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所有国家中，只有一些亚洲国家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增长，而这些国家往往是从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起家的。对于这种行业的企业来说，随着本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他们迟早会向更低人工成本的国家转移。放眼未来，还有大量非洲国家拥有年轻、数量庞大且工资水平低廉的劳动力，因此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前景广阔。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非洲国家还尚未培育出相应的商业环境。

本文原题名为“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hina”。本文作者Abdelaaziz AIT ALI是总部位于摩洛哥的智库机构新南方政策中心（Policy Center for the New South）资深经济学家，此前他曾供职于摩洛哥中央银行。Uri DADUSH是新南方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国际经济政策集团（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LLC）董事长。本文于2019年11月刊于Bruegel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