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数据解析：中美机械工业贸易走势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电气机械、通用机械两大领域贸易优势明显。但在电子专用设备、航空航天、检验仪器、医疗器械等高端装备领域对美国贸易逆差较高，存在高度依赖，仍面临着“卡脖子”、受制于人的严峻问题。“十四五”期间机械工业亟须补短锻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化水平。
本文发表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杂志2022年4月刊总第44期
“十三五”时期，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92288家，资产总额达到26.52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2.85万亿元，牢固树立了全球机械制造大国的地位，有力地支撑了我国连续11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当前，我国机械工业面临着复杂严峻的经贸形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确定性凸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普遍出现产能过剩、投资扩张动能不足等问题。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开始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断重构。如美国大力实施“美国优先”战略，推动制造业回流，通过财政补贴、减税等措施鼓励企业回归美国，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土化发展。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更是造成全球多条产业链出现供应紧张甚至断供的局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凸显。发达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各自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如美国为加强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领域的控制力，保持其全球的领先地位，不断加大对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相继出台了《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振兴美国先进制造业2.0版》《制造业促进法案》《振兴美国制造与创新法案》《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等一系列政策法规。
美国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实施精准打击。2018年年初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逐步升级，美国将我国高端产业作为重点打击对象，遏制我国产业链向中高端迈进，其中三次加税清单涉及机械工业约5500亿美元。一方面，美国通过贸易救济调查、强化反补贴规则、337知识产权调查等手段打压攻击竞争对手。如中国连续18年位居美国337调查之首，2019年机械工业337调查案件同比增长55.6%，涉案产品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通信设备、集成电路、微型机电系统、传感器、无人机、3D激光雷达设备等高技术装备产品成为美国对华337调查的重点。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出口许可证制度、出口管制商品清单、国别分类制度等政策限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如为限制技术外流，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对出口、再出口、转让（国内）、视同出口等具体行为实施管控，对不同的国家、产业、企业乃至个人都实施严格的“管制”。美国以“实体清单”和“未核实清单”限制对企业出口，监控出口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2019年涉华实体清单新增79家，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年。截至目前，我国被纳入实体清单的机构累计达253家，这些企业已经很难进口美国的产品和技术。
我国机械工业产业链关键环节仍受制于人。我国机械工业部分关键基础工艺和零部件、核心工业软件和检验检测装备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比如，由于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及表面处理等基础制造工艺及装备发展滞后，影响装备的质量、寿命和可靠性水平。由于高端轴承钢、高端液压铸件、高端涂料、关键绝缘材料、高性能密封材料、润滑油脂等关键基础材料大幅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导致我国高端轴承、齿轮、液气密件、模具、传感器等基础零部件自主化能力不足，限制了整机装备发展。此外，我国机械工业发展所需的各类核心工业软件和系统、国民经济重点领域急需的一批专业生产设备及生产线、专用检测设备及系统等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例如，在机床领域，机床工具研发设计所需高性能软件以及高档数控系统多被外资品牌所垄断。在航空航天装备领域，大型精密钣金成形设备、大型复合材料构件制造设备等加工设备，以及高场强高电平电磁兼容检测设备等专用检测系统均严重依赖进口。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突破和广泛应用，数据正在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智能制造、创新设计等新的制造模式以及服务外包、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增材制造等一系列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互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日益成为“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基石，驱动工业经济由数字化向网络化、智能化深度拓展。绿色低碳经济成为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迅速发展。未来，机械工业将从研发到生产、销售以及产品使用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绿色化转型。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进出口规模由2009年的696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1780.5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0.9%。受中美贸易摩擦叠加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影响，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进出口规模2019年下滑至1488.4亿美元（同比下降16.4%），2020年逆市回升至1519.6亿美元，同比上涨2.1%。
可以看出，近10年来，中美市场相互依赖。尽管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链封锁，但双方贸易仍然保持畅通且稳步上升。美国力图和中国科技脱钩的成本巨大，中国凭借强大的制造能力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依然具备竞争力。同时也要看到，美国依然牢牢掌控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我国制造业在部分高端领域依然受制于人，“十四五”期间亟须补短锻长，加快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
2009—2020年，我国机械工业自美国进口规模不断扩大，由2009年的262.9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641.2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年均增长率为10.4%。但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机械工业自美国进口逐步下滑至2020年的460.8亿美元，降幅超过20%。
2009—2020年，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出口由2009年的433亿美元增长至2018年的1139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峰，年均增长率达到11.3%。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出口下滑至2019年的979.6亿美元，同比下降14%。2020年又回升至1058.8亿美元，同比增长8.1%。
细分领域方面，我国电气机械对美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2020年达42%，遥遥领先。其次，通用设备出口比重不断下滑至26%。汽车、仪器仪表出口比重变化不大。
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的贸易优势不断凸显。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由2009年的170.4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59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0.4%，贸易优势不断凸显。细分领域中，电气机械、通用机械起到了绝对拉动作用，在我国机械工业对美贸易顺差中位居前两位。2020年，这两大领域对美国贸易顺差占比分别为67.4%、37.3%，这也反映出我国电气机械中的发电机、输配电、电线电缆等产品贸易竞争力处于全球领先水平。通用机械的泵、阀门、轴承、齿轮等基础零部件的国际竞争优势正在不断提升。
我国机械工业对美国出口的技术水平需进一步提升。我国对美出口产品单价整体水平较低，国际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机床行业为例，2020年美国出口中国64.2%的机床装备单价高于中国，53.7%的机床装备价格高于中国一倍以上。重点机床产品中，数控外圆磨床、用超声波处理材料的加工机床、多工位组合机床单价分别高达74.5万美元、33.4万美元和22.7万美元，价格均在中国同类产品的10倍之上。
我国部分机械设备对美国存在高度依赖。在电子专用设备、航空航天、检验仪器、医疗器械等短板领域对美国贸易逆差较高，存在高度依赖。例如，2020年，我国83.6%的制造半导体器件或集成电路用离子注入机、73%的医疗用闪烁摄影装置、66.4%的涡轮风扇喷气发动机（推力＞25kN）、66%的航空或航天导航仪器及装置（罗盘除外）、48.7%的离子射线测量或检验仪器及装置等高端产品均进口于美国。这也反映了我国机械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在高端装备和核心关键零部件等环节仍面临着“卡脖子”、受制于人的严峻问题。
加强区域合作，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鼓励机械工业企业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成员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不断强化在产业链供应链配套、技术研发、标准建设等领域的合作，大力拓展海外市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创造优先使用国产装备的环境和氛围，利用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释放内需潜力，协同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
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化水平。聚焦“十四五”期间我国布局的重大工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及国民经济重点产业发展急需，结合装备制造业主机配套需求，支持行业重点企业加大研发力度及用户工艺研究，加快补齐核心基础零部件短板，协同推进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及装备的研制。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加大行业基础性原创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加速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应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深入实施智能制造，推动机械工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强化机械工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的融合创新，推动机械工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满足智能制造发展需求。深入实施智能制造工程，通过示范项目建设，加快推动机械工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探索中美合作新模式，构建中美合作新机制。中美两国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是全球贸易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要加快探索中美合作新模式，构建中美合作新机制，提升双方产业链差异化竞争力，推进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实现双方互利共赢。同时，多措并举支持制造业引进外资，加大对制造业重大外资项目要素保障力度。加快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更多美资企业更多投向高端制造领域。
（来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