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能源危机真的来了？三大专家全面解析这些关键问题

天然气、动力煤、原油等能源价格大幅上涨，“能源危机”舆论持续发酵。

10月12日，英国ICE天然气11月的期货交易价格为223.5便士/撒姆（约合人民币20元/撒姆），月初一度超过400便士/撒姆（约合人民币35元/撒姆），创下历年新高。

同天，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Henry Hub天然气11月的期货交易价格为5.39美元/百万英热，约是去年同期的1.8倍。

石油价格也飙升迅速。10月12日，WTI原油期货主力合约报价徘徊在80.87美元/桶附近，一度创下过去七年以来最高值82.18美元/桶。不少对冲基金认为，原油期货触及100美元/桶仅一步之遥。

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下，欧美能源危机通过价格上涨等通道，向全球加速蔓延。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最新数据显示，9月26日，中国LNG进口价格指数为143.93，比去年同期增长1倍多。

因煤炭短缺、煤价急速上涨，中国出现了近20年罕见的大限电。

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被席卷其中。巴西火电发电成本激增；印度部分燃煤电厂因无力购买高价煤炭而遭遇“煤荒”。

此前，全球发生过三次“石油大危机”，都是由油价大变动引发的经济危机。

这次席卷欧美、英国、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能源供应紧张，是否预示着新一轮能源危机的到来？与前几次相比，这次能源危机有哪些不同，主要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在新形势下该如何应对？

带着上述问题，界面新闻采访了三位业内资深专家，分别是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能全；东帆石能源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原首席能源研究员陈卫东；国际能源战略学者陆如泉。

王能全和陈卫东认为，此次价格暴涨、供应短缺已经敲响了能源危机的警钟。这次发生在和平时代的能源危机，主要是由政策原因导致的。

无论是能源转型，还是“双碳”目标的实现，都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需要按照经济、产业、技术发展规律，掌握好时间节奏。

在可再生能源出力不足的能源转型前期阶段，应该继续加大对油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投入。

陆如泉则认为，本次能源供应紧张可以算作是一次较为严重的市场动荡，但尚未达到“能源危机”的程度。不过，他也认为应该加强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投资。

以下为采访整理实录：

界面新闻：两年前，业内普遍认为传统化石能源产能将长期过剩，尤其是煤炭和石油。但今年以来，全球各地能源紧张、价格大幅上涨，该如何看待？

王能全：目前能源供应形势，已经敲响了全球能源危机的警钟。

能源危机是指因为能源供应短缺或是价格上涨而影响经济发展。其中包括两个因素，即能源价格持续大幅上涨、能源供应紧张。

2008年，国际油价高达147美元/桶，但没有造成供应紧张，所以不能称之为“危机”。

这次则不同。今年以来，欧洲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将导致很多欧洲家庭冬季供暖出现问题。国内今冬供暖形势也不容乐观。

陆如泉：从历史上爆发的数次石油危机来看，能源危机至少应具备突发性、严重性、不可抗力等特点。

从地缘政治看，目前中美俄和OPEC等主要行为体之间在能源上依然是合作为主，缺少了地缘政治冲突的能源动荡尚达不到“危机”的程度；从范围来看，亚太、北美和西欧尚没有爆发大范围的能源短缺和供应中断。

就当前各相关国家出现能源断供和价格上涨的情况看，可以算作是一次较为严重的市场动荡，但尚达不到“能源危机”的程度。

陈卫东：能源价格长期大幅度上涨，就是能源危机的一大表现。

今年10月初，欧洲天然气交易所的报价，从年初的20欧元/兆瓦时左右增长到了超过75欧元/兆瓦时，与去年同期相比涨幅超过了500%。因为天然气价格大幅度攀升，这个冬天，欧洲能源贫困家庭的数量将是收入贫困家庭数量的两倍。

界面新闻：与历史上的前三次石油危机相比，此次能源危机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王能全：这次能源危机发生在和平时代，背景是最大的不同之处。之前，要么是因为战争或者石油禁运等因素导致石油价格上升，要么是因为经济危机导致石油价格下降。

陈卫东：从能源种类来看，以往能源危机主要表现在石油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是主要特征。

这一次“能源危机”的主要表现是天然气价格的急速上升，一年之内屡创历史新高，价格折换成石油已经超过了200美元/桶。同期的布伦特石油价格才刚突破80美元/桶。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第一次石油与天然气如此大幅度的价格倒挂。

界面新闻：长期以来，天然气价格是以石油价格为计价基础的，现在天然气价格正在脱离石油价格，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陈卫东：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背离，是能源转型从量变到质量的标志，也是能源转型出现拐点的信号，说明天然气在能源供应中的地位正在快速提升。如果还用石油行业的发展规律去认识这次“能源危机”，将很难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法。

以前，全球能源以石油为中心，现在正在转向以电力为中心。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正成为主力电源。

尽管欧洲电力市场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快速增加，但近期北海风力“平静”，新能源主体的风电明显出力不足；煤电正在加速退出，核电也进入了淘汰期；加上欧洲加速能源转型的背景，发电主力的重任落到了天然气身上。

陆如泉：本轮天然气价格和石油价格脱钩是多重因素造成的，从价格挂钩机制的角度看有其必然性。

目前，全球天然气及LNG交易与贸易遵循两种价格机制。

一种是绝大多数的“长约协议”，即买卖双方依据“照付不议”原则签订为期20年左右的供需协议。这种协议采用与油价挂钩的价格公式，即气价=斜率*油价+常数。今年上半年，国际油价由年初的50美元/桶左右上升至目前的80美元/桶左右，显而易见必然带来天然气价格的上升。

另一种是现货交易价格机制，主要就是参照全球三大天然气标杆价格，随行就市。这就出现了目前的现货价格是去年同期好几倍的现象。

王能全：我补充一点。以前天然气价格以石油价格为计价基础，是因为当时天然气运输以管道为主，区域化定价特征明显。

近年来，迅速增加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以船舶运输为主，这促使天然气贸易如同石油贸易一样，正在形成全球性的交易市场，所以天然气价格越来越全球化，也越来越独立。

界面新闻：造成此次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王能全：眼前这场由欧洲蔓延到全球的能源危机，主要是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的间隙性、储能不足，以及对油气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投资下降造成的。

很显然，我们对能源转型的技术复杂性认识还很不足。虽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很大，但其间歇性很强，出力不足；储能建设成本仍高，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但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投资者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可再生能源，对于传统化石能源的投资大幅度减少。这就导致了全球能源供应紧张。

2020年，世界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支出下降了27%，是35年来降幅第二大的年份。根据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分析，石油勘探企业需要将钻探预算提高54%，至逾5000亿美元，才能防止未来几年出现严重的供应短缺。

陈卫东：这次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包括，实现双碳目标准备不足、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推波助澜作用，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和新能源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

此次天然气价格高涨的原因，首先是碳中和理念被广泛接受，但行动方案急于求成。“减碳”被视作“政治正确”的行动，摆在了“经济正确”和“科学正确”之前，忘记了“先立后破”的科学行动顺序。

换句话说，这次能源危机主要是因为政策原因造成的。而前几次石油危机主要是因为战争。

其次，在疫情的影响下，不同国家经济复苏的差异性很大，政府和企业对能源需求难以准确把握，造成了新产能投资不足，生产能力不能及时释放。

再次，英国脱欧，以及美国对伊朗石油出口、对俄罗斯北溪二线的制裁，不仅是此次“能源危机”的短期因素，也有其长期积累的原因。

最后，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是看天吃饭的能源。欧洲风力发电量已占其总量的41%，由于还没有匹配的储能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波动性很大。风力重组时电力过剩，可能出现“负电价”；风力平静时，出力不足，电力短缺，电价高涨。

界面新闻：未来能源危机会成为常态吗？

王能全：本来危机不应该成为常态，但风能和光能等新能源存在的问题，决定了全球能源转型需要周密的政策措施和充分的时间，否则未来能源危机会经常发生。

陈卫东：能源危机不会成为常态。这次能源危机并不是能源产能和产量不足导致的，主要是政策原因和地缘政治原因形成的。

之前中国拉闸限电，但随着新政策出台、煤炭产能的释放，现在已经得到缓解；英国发生汽油荒，主要是因为缺少卡车司机运输油品，和能源短缺没有关系。

英国和欧洲天然气的供应紧张要得到缓解，还需要些时间。英国的天然气主要是管道供给，所以天然气库存很少；如果北溪2号在年底开始供应，那么欧洲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就能得到缓解。

界面新闻：此次能源供应紧张，带来哪些教训和启示？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应对？

王能全：中国需要认识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能源转型也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全球能源转型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应有细致的措施和配套政策稳妥地加以推进。

现阶段，能源贫困是中国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所以对油气和煤炭的投资不能减少，而是要继续加强投资。

其次，中国要加强国际能源合作。未来各种危机频发，全球唯有协作，才能取得更大发展。

陈卫东：这次能源危机告诉我们，要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必须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要让能源回归商品属性。

多地拉闸限电之后，现在政府已经做出了调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要求有序放开全部燃煤发电电量上网电价；扩大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范围；推动工商业用户都进入市场等。

通过这些举措，真正建立起“能跌能涨”的市场化电价机制，这对于能源供应安全而言，非常重要。

从全球能源转型的角度来看，现在全球形势越来越复杂，各国产业链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原来的治理方式已经不管用了，能源转型也没有前车可以借鉴，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模仿。

但可以确定的是，能源之“变”是会长期伴随我们人类发展的，化石能源也只是人类发展中的过客，未来需要新的能源。

在能源转型中，中国必须坚守几大原则，一是能源必须满足经济发展和民生需求；二是能源必须更环保、更洁净；三是能源消费成本不能大幅上升或者波动。

陆如泉：要想扭转此次全球大范围内的能源短缺和价格暴涨，重塑能源企业的投资信心是关键。

在全球范围内，化石能源体系尚无法被大规模替代和民众消费模式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要扭转天然气价格暴涨和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局面，唯一且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供给，也就是增加油气等化石能源的资本投入。

 对中国而言，要有效应对能源短缺和价格暴涨，对内应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尽可能增加有效供给；对外要应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真正将“一带一路”打造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运作最实、经营最好、质量最高的经济合作平台，以此对冲大国博弈带来的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