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纽扣到芯片，高工资会导致中国制造业大规模外迁吗？

卓贤 黄金 | 文

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年均增速高出全球6个百分点，已达到中东欧国家水平，但制造业并未因此大规模外迁。本文发现，中国相对劳动成本平缓增长的表现削弱了制造业外迁的动机，而国内产业链的延展则提高了制造业外迁的难度。但面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国家的双重挤压，中国仍应在工资和生产率的竞赛中赢得主动，并着力提升产业链的韧性，避免制造业成规模和产业链式的外迁。

金融危机后的十年，中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不含社保）由2009年的4915美元升至2018年的9061美元，其7.0％的年均增速不仅比全球增速（1.1％）高出近6个百分点，也明显高于印度（5.5％）、印尼（5.2％）和墨西哥（0.1％）等新兴经济体（图1）。2009年墨西哥制造业工资水平是中国的1.5倍，但如今中国反而是墨西哥的1.2倍。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工资水平上升得尤为明显。在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工资年均增速最高的是家具（9.2％）、服装（8.3％）、印刷（8.1％）和纺织（7.8％），多为劳动密集型部门。经过近十年工资快速上涨，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劳动成本优势下降明显。如在纺织业上，中国的工资水平已达日本的80％左右，却分别是印度和印尼的2.6倍和3.2倍。

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在全球开展“劳动力空间套利”。集装箱和多式联运技术降低了远距离运输成本，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线降低了默会知识传递成本，信息技术降低了沟通协调和创新溢出成本。这些“空间压缩”技术使得制造业更加标准化和模块化，各生产环节在地理上的分离越来越经济，国家间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变得愈加诱人。

当前中国制造业工资总额已占全球制造业工资总额的20％，近十年为全球制造业总成本上升贡献了66％。中国劳动力成本起落的影响范围不仅在国内，也正深刻改变着全球要素流动，影响着全球产业分工格局。

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快速上扬让更多后发国家参与到全球化。由于后发国家对接全球分工网络的成本不断下降，跨国公司倾向于在更大空间内布局产业链。2000年到2018年，除中日韩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上升5个百分点，其中南亚和东盟国家分别上升了2.2个和2个百分点。从国别来看，印度、印尼、泰国、越南在全球制造业的比重分别上升1.8个、0.9个、0.4个和0.2个百分点。

但劳动力成本上升并未削弱中国制造业的地位。2000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只相当于美国的24％和日本的34％，占全球比重的6％。从“入世”后到2008年，中国成为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核心承接地，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1％，是全球增速的3倍。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产业集群优势逐渐形成，对全球制造业增长贡献率从2000年－2008年的27％上升到2008年－2018年的55％。2018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德韩英四国总和，占全球比重的28％，远高于中国GDP占全球比重（16％），制造业仍是中国最具比较优势的部门。

为什么工资成本优势的消散并未削弱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呢？

长期来看，制造业工资水平的上升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欠发达国家而言，低工资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全球仍有大量低成本劳动者因低生产率而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事实上，全球商品贸易中只有18％从低工资经济体出口到高工资经济体（MGI，2019）。影响跨国公司空间决策的并不是绝对工资水平，而是由工资和生产率共同决定的“相对劳动成本”。

与绝对劳动成本相比，代表“性价比”的相对劳动成本更具标尺意义。我们用“劳均工资水平/劳均制造业增加值”定义“相对劳动成本”，即每创造出一单位制造业增加值所要支付的劳动成本。工资上涨的背面是资本存量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相对劳动成本和工资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可依靠高生产率而保持相对劳动成本优势。例如，美国制造业劳均年工资（5.9万美元）是南非（1.5万美元）的3.9倍，但考虑生产率之后，美国的相对劳动成本（0.40）比南非（0.46）还低15％。

相对劳动成本=(本币计价的劳均劳动力成本/本币与美元间的名义汇率)/(本币计价的劳均增加值/本币与美元间的购买力平价汇率)

从当前看，中国制造业相对劳动成本仍具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自2000年以来提高了4.5倍（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但由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3.3倍（以2010年PPP美元计算），相对劳动成本年均增速仅为1.4％，比工资水平年均增速低了9.1个百分点。2018年我国制造业相对劳动成本为0.17，只相当于美国（0.40）、日本（0.46）、德国（0.68）的44％、38％和26％。尽管越南、印度等国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30％-40％，但由于中国在生产率上的优势，越南（0.16）和印度（0.15）的相对劳动成本与中国相差无几。非洲的劳动力虽然廉价，但劳动生产率更低，相对劳动成本普遍明显高于中国，表现为“有人口无红利”特征。

从动态看，中国制造业相对劳动成本优势面临双重挤压。从2008年至今，全球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快于工资上涨，相对劳动成本下降了9％。与此相反，同期中国制造业工资增速比劳动生产率快13个百分点，导致相对劳动成本上升9％。更多新兴国家更全面渗透到全球产业链中，越南、印度、土耳其、菲律宾等国工资增幅不小，但生产率提升更快，相对劳动成本优势中国在上升。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提升也普遍领先于工资，除美国和韩国之外，日本、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相对劳动成本下降得比新兴国家还快。其中，日本相对劳动成本从2013年的0.51降至0.46，显示出先进制造业回流的巨大潜力。

从区域看，中国相对劳动成本的空间梯度优势在回落。东部具有较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较高的生产率，江苏（0.13）、山东（0.15）、广东（0.2）和浙江（0.2）相对劳动成本明显低于美德日韩等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中仍有劳动成本优势。随着东西双向开放的推进，中西部从接受东部开放红利溢出变为直接参与全球产业链，生产率大幅提升。近五年来，河南、四川和安徽等劳动力大省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分别为7.3％、5.9％和6.1％。但河南、四川和安徽的工资增速也达到8.8％、6.3％和6.4％，不仅高于东部平均增速（5.6％），更高于自身生产率增速，导致其相对劳动成本上升到0.18、0.15和0.19，甚至超过江苏等制造业强省。这使得东部一些产业宁可越过国内转移的路径，而直接外迁到南亚和东南亚。

全球前五大制造业分布呈现“三重一轻一电”。新世纪以来，化工、汽车和机械等重工业地位不断上升，化工在2011年超过食品成为第一大制造业，目前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占12.1％，后两者也分别以9.7％和8.5％的比重位列第三和第五位。食品虽仍是第二大制造业，但新世纪以来，包括食品、纺织等在内轻工业比重下降了2.2个百分点。2000年，电机和电气业还以7.5％的比重列制造业第五，电子信息业落后其1.2个百分点。不到二十年光阴，移动通讯浪潮推动电子信息业以8.6％的比重升至第四大制造业，反超电机和电气业3.5个百分点。

相对劳动成本变化左右了制造业结构调整。在前五大行业中，比重上升的化工、汽车、电子信息都是相对成本明显下降的行业。化工业的相对劳动成本在金融危机后下降42％，成为全球劳动回报率最高的行业；电子和汽车的相对劳动成本也由2009年的0.45、0.48大幅降至0.31、0.41。正是因为化工、汽车、电子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进展更快，其相对劳动成本优势才得以凸显，从而引致了制造业内部的此消彼长。

为研究中国细分行业的相对劳动成本，我们选取纺织、电子信息和汽车这三个典型行业进行分析（图4）。

纺织业资本密集型优势渐显。传统上，纺织业是受工资成本影响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工资水平上升使资本成本相对便宜，中国纺织业已转向资本密集型发展路径。在近十年工资水平年均7.8％的较快增速下，中国纺织业加快了“机器替人”进程，并发展出智能纤维、芯片纺织、无水印染等技术，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12.3％）在制造业中居首，相对劳动成本由0.24降至0.20。虽然中国纺织业工资水平是越南的1.9倍，但劳动生产率是后者4倍，相对劳动成本比越南低43％。近十年来，中国纺织业的全球份额由42.3％上升至57.2％，对越南、孟加拉等服装业增长较快国家的纺织品出口也大大增加。不过，美国、德国等在高级面料和生产工艺上仍具优势，其相对劳动成本下降速度甚至快于中国。

电子信息制造业初具产业链优势。电子信息业深度内嵌于全球产业链。以半导体为例，生产过程涉及1200多个工艺步骤，制造周期为6周－8周，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本土化。2008年至今，全球电子信息业的相对劳动成本下降29％，但中国的年均工资增速反比生产率快0.4个百分点，相对劳动成本从0.17上升到0.23，已接近韩国（0.25）水平，比印度和越南分别高出10.2％和36.5％。尽管如此，由于已形成产业集群和范围经济效应，且重庆（0.06）和贵州（0.06）等内陆省市电子信息业的相对劳动成本仍低于越南（0.08）和印度（0.1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全球份额由2009年的21％上升至2017年的35％。

汽车业享受国内市场红利。尽管新能源、自动驾驶等技术方兴未艾，智能制造也广泛应用于汽车行业，但与受“摩尔定律”支配的电子产品相比，汽车行业的生产率提升相对平稳。金融危机后，除了从谷底恢复的美国，德、日等国汽车业的劳动生产率近乎停滞。而在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下，中国汽车生产率保持着年均6％的增速，占全球汽车行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到26.1％，成为第一汽车制造大国。尽管同期中国汽车业工资水平年均增长6.7％，高出生产率0.7个百分点，推高相对劳动成本至0.18，但与墨西哥（0.32）、捷克（0.28）和土耳其（0.36）等新兴经济体相比仍具优势。不过，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尚待提升，汽车出口贸易的全球份额不足5％，低于德国（17.4％）、日本（10.1％）、美国（8.6％）和墨西哥（7.6％）。

当前，制造业企业面临人工成本、关税成本和供应链风险上升的三重压力，部分企业产业外迁意愿增强。据中国美国商会今年9月的调查，239家在华美资企业中的22.7％将转移供应链，19.7％正考虑迁出，33.2％推迟或取消在华投资。不过，“窥斑”未必能“见豹”。尽管产业外迁的报道不绝于耳，但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规模（6040亿元）超过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931亿元），并未出现产业净流出现象。

外迁意愿并未变成现实中的成规模外迁，其原因在于产业外迁不仅取决于意愿，还受制于产业转移的难度。对于标准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对产能布局仍具决定性影响；但对于更具差异化和复杂性的产能，产业链完备性在企业空间决策中的权重则大得多。我们认为，相对劳动成本影响产业外迁的意愿，国内产业链的完备性决定产业外迁的难度。当一个行业在一国的产业链越长，那么该国对此行业的主导权就越大，产业外迁的难度也就越高。

利用2012年和2017年国内投入产出表，我们计算了中国139个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只有当B行业对A行业的贡献率（B对A的投入/A的总产出）高于各行业对A行业的平均贡献率，我们才认为B是A在国内不可或缺的上游行业，而上游行业的总数代表了A行业的国内产业链长度。在2017年82个细分制造业中，产业链长度的均值为15.6，比2012年提高了0.3。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较长，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型行业的产业链较短。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行业的产业链最长，2017年其国内上游产业达24个，专用设备、医药、通用设备这三个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长度也都超过20（图5）。2012年－2017年间产业链拓展最快的是医药制造业，上游行业数增加了5个。此外，电气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等产业链长度也超过15，且都比2012年有所延展。而文体用品、皮革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金属冶炼、能源加工等资源密集型行业，产业链不仅较短，而且近年来大多出现了产业链收缩。

产业链长度影响各行业的出口表现。2017年产业链长度超过15的行业，除非金属矿物制品和橡胶塑料这两个资源型行业外，近三年（2015年－2018年）出口增速大都明显快于前三年（2012年－2015年），其中专用设备、医药制造尤为明显（图5）。而对于产业链低于15的行业，除化纤行业外，近三年出口增速普遍显著放缓，纺织服装、皮革制鞋等行业的出口还出现负增长。

我们还基于2014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涉及43个主要国家的56个行业）进行产业链的国际比较。在1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我国在电子信息、基本金属、木材等3个行业的产业链长度和全球（不含中国，下同）持平，汽车、机械设备制造业等15个行业的产业链短于全球水平，其中航天船舶、橡塑制品等行业差距较大。

相比发达国家，中国在中高端制造业的产业链尚存差距。中国在化工、机械和电气行业的产业链长度明显低于领头羊德国，但与美国相当。在电子信息产业链上，中国落后于德国、日本和韩国，但略高于美国。在中高端制造业，中国产业链缺失的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如测试、技术分析等专业服务、计算机程序设计、咨询和信息服务。

相较新兴国家，中国产业链并无绝对优势。墨西哥电气设备产业链长度已超过中国，其汽车产业链与中国持平，电子信息设备也与中国接近。而印度和印尼这两个人口大国，在服装、皮革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业链与中国已十分接近，即使是电气设备行业，两国产业链长度也只比中国少2个和1个。和新兴国家相比，中国产业链优势在于水电气基础设施以及金融、法律、会计等常规性生产性服务业。

新技术迭代加速，贸易环境日异月殊，全球化正经历一场不可预测性增强的嬗变。在企业空间决策过程中，劳动成本依然是重要考量因素，但产业链的权重不断上升。根据相对劳动成本（外迁意愿）和产业链长度（外迁难度）这两个维度，我们将我国制造业分为四种类型。

——劳动套利型行业：产业链较短且相对劳动成本较快上升的行业，包括服装服饰、皮革制鞋等行业。这些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产业配套能力的要求较低，对劳动力成本较敏感，企业进行跨国“劳动力空间套利”的动机强烈且难度较小。这类行业也是目前中国产业外迁较明显的领域。

——机器红利型行业：产业链较短但相对劳动成本较为稳定的行业，包括食品、造纸、纺织等行业。这类行业在我国原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但近年来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渗透率较高，“机器红利”特征明显，我国中等技能劳动力充裕的优势突出。但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可能降低落后国家低技能劳动者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难度，此类行业有降维为劳动套利型的可能。

——回流型行业：产业链较长但相对劳动成本较快上升的行业，主要是机械、电气和电子信息这三个行业。这类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其中高端环节向落后国家转移的难度大，但较快上升的劳动成本可能促使其向发达国家回流。

——内需型行业：产业链较长且相对劳动成本较稳定的行业，包括化工、汽车、铁路船舶等运输设备和金属制品等行业。这类行业多属于资本密集型和内需导向型行业，目前国内产业配套较为完善，产业集群效应明显，劳动力性价比较高，且国内市场份额较大，企业外迁意愿不高且转移难度较大。

作为一个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大国、就业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我们不能将产业外迁当作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自然过程，而要将其视为一场须主动作为的全球产业竞争。制造业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殊为不易，成规模和产业链式的外迁会伴随知识转移、技能旁落和企业家精神消散，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

针对以上四种行业类型，着眼于提高我国产业链的韧性和现代化水平，我们提出以下思路性建议。

推进体制改革以缓解劳动套利型行业压力。农业占我国经济比重仅为7.5％，但农业劳动力比重高达26.1％，大量劳动力留滞在低效部门，制造业“用工难、用工贵”的范围和时长都在扩大。释放农业劳动力的障碍在于城乡分割的公共服务体制。应持续推进户籍、土地、社保等领域改革，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更充分、更自由且更高效流动，延长劳动套利型行业的竞争力。

依托数字红利提高机器红利型行业的效率。我国机器人使用密度已由2013年25台/万人提高到2018年97台/万人，但远低于德国（322台/万人）、日本（308台/万人）等国。应运用数字化、智能化和云车间等技术为机器红利型行业的劳动力“增智赋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加快供应链运转速度、提升柔性化生产能力，使人、机、物以及生产者、消费者和贸易商在产业链中高效互动。

提升创新力以强化回流型行业的产业链基础。中国的研发投入与产出回报并不匹配。按“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国际专利累计申请量”计算，我国每个国际专利只获得2万美元左右的国际采购，与制造业强国差距较大（见图9），使我国回流型行业在关键部件、工业协议等产业链高端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应以市场机制为杠杆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提升关联产业的整体创新力。

抓住制造业服务化机遇巩固内需型行业产业链。若考虑研发和信息这两项生产性服务业，美国2018年广义制造业比重（30％）仅比2000年下降1个百分点，用“制造业服务化”来描述美国制造业变革，会比“制造业空心化”更加准确。随着虚拟呈现(virtual presence)和远程机器人 (telerobotics)技术的突破，制造和服务的融合度越来越高，制造环节的同质化价格竞争将让位于服务环节的差异化非价格竞争。我国企业应利用好大规模国内市场临近性的优势，努力从单纯的制造商转型为综合服务提供商，提高内需型行业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责编 | 王悦欢 yuehuanwang@caijing.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