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口罩产业“战疫”史


中国口罩产业“战疫”史


1910年,清朝的最后一个冬天,寒风刺骨的东北黑土地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鼠疫”——14世纪蔓延欧洲上百年的“黑死病”来到了这里。


后来大家发现并确定了此次“鼠疫”的传播方式:


“直接通过人与人之间呼吸和飞沫传播”。


19世纪初的清帝国,已经走到了统治生命的晚期。帝国薄弱的工业基础,根本支撑不起隔断呼吸与飞沫的必备品——“口罩”的供应。


当时,清帝国的东北大约有1400万人口,对口罩的需求量不言而喻。


面对双重困境,伍连德对西方口罩进行了优化。他用“双层棉纱布夹一块吸水药棉”,将纱布往后延长,制成口罩,可以留出耳朵,便于打结固定。虽然这种口罩防护性很差,但是总比整体暴露在外面好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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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氏口罩


重要的是,这种“口罩”便宜,每个只需要当时的“国币”二分半;制作简单,方便生产。一时间,东北民众大多能够购置到口罩作为简单的护体。


为了纪念伍连德,此后,这种口罩被称为“伍氏口罩”——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一器材最早的生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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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非典”,一时间让口罩“奇货可居”。


北药控股的陈济生——这位被称为“京城女药王”的董事长,是最先感到压力的人之一。


先是“药荒”。2003年4月8日的《北京晚报》,刊登了一付由中医药专家姜良铎开出预防“非典”的方子,民间称之为“八味方”。不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北药控股供应的医院及旗下的药房药店,这副药方全线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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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北京某同仁堂药店一天内被抢购三万副中药


陈济生统计库存后,发现自己这个“女药王”徒有虚名:


前脚,她调用了北药控股旗下所有的药房、药店、药厂,召集了供应链上兄弟企业,满心以为20万付的日供已经足够应对。后脚,到了月底,这方药的日售量就冲破了29万。从4月8号一直供到4月底,她一共卖出了800多万副——几乎每个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人手一锅。


此后,防护服和口罩短缺,成为了更大的难题。


据说,彼时北京市给陈济生的任务是防护服10万套,口罩20万个,要求在48小时内送到一线。而此时的北药控股,已经在“八味方”的纠缠中亏损近千万。


最终,经过陈济生的努力,10万套防护服从杜邦在上海的代理商手里买到;20万个口罩,由上海市捐赠。


但是,命令是缝补不了巨大的使用缺口的。陈济生和他的北药控股,联合北京市物资委,在整个北京“非典”期间,穷极手中资源,总计为北京市“搞”来了200万套防护服,1100万个口罩,但是这些口罩,对于席卷全国的“非典”而言,简直如九牛一毛。


总结这段经历时,她说:


“在一千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一旦人人都争着想要一样东西时,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哪家企业和哪个政府能够担当得起。”


在疫情的洗礼中,2003年,成为了中国医疗器械普及化的关键之年。


“非典”之后,中国推进了各种医疗器械类标准的制作。比如《GB19083-2010医用防护口罩技术要求》,加快了诸如口罩、体温计、塑胶手套、塑胶鞋、消毒液等医用品的民用化。


2003年8月13日,国家食药监局下发《关于将医用防护口罩等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的通知》,将“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防护服”产品列入《国家重点监管医疗器械目录》。


除了各大具有研发实力的厂家外,包括东华大学这样的纺织类高校,也加入到了防护服的研发中。一时间,和防疫有关的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冒芽。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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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春节,它安静而疯狂地来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和110年前一样,疾病以强大的传染性和杀伤力,惊惶了全国。


时隔17年,口罩再次成为最大的必需品。在突发的疫情面前,医护人员、患者、家属、普通老百姓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口罩。以至于,这种需求在14亿人口面前,几乎不能够量化“一共要多少”。


与17年前一样,全国上下再次面临“一罩难求”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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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过了17年,问什么依旧这样?


如果按照服装的标准来考核口罩,那中国毫无疑问能够自我满足自我消化,还能大量出口产生外汇——要知道,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口罩生产国,产能约占到全球的50%。


但实际上,口罩生产在工业级、医用级等有不同的检测标准,疫情中所能使用的口罩,标准高于平常。针对医用、一次性、工业用,国家要求口罩生产企业得有“医用口罩注册证”及“医用口罩生产许可证”。


截止到2020年2月一日,最后一张证件颁发给位于陕西西安的住邦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中国在26个省市自治区颁发证书560张、覆盖了仅仅364家企业——对于“世界工厂”而言这并不是个起眼的数字。


值得注意是,口罩产业链发展的后置性,某种程度上与“口罩”这个产品的定位有关。对于许多有实力和资质去做口罩的大公司来说,它是一个不被看重“边缘性”的产品。


以阳普医疗为例,作为上市公司,其在湖南生产口罩的子公司在2月5日才拿到《医疗器械注册证》。但是在2019年,阳普医疗已经是国内规模前10的口罩品牌。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是口罩生产的聚丙烯颗粒及聚丙烯纤维都是“按需采购”、“按需生产”的。如果没有订单,供应商不会留余量。


“世界需要的,中国就可以满足;中国需要的,全世界也满足不了。”在消费这件事上,中国既是母亲,也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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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近距离观察口罩的产业链,会有新的发现——一场小小的震荡,正发生在湖北境内。


根据2018年中国纺织网的数据,在中国生产一年的45.4亿个口罩中,湖北约贡献了其中的4.5亿个。


2018年湖北省人口为5917万,湖北人均有7.6个口罩,这个数字在全国范围内是靠前的。


根据中信证券的统计,在全国主要的口罩生产地中,湖北稳居第四,占比10.3%。排在湖北省前面的,只有河南、江苏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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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信证券


在疫情面前,地方政府和国家,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有限鼓励疫情急需品的复工复产。在已经公开的恢复生产的信息中,截止到1月31号复产规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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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自全国统计数据来看,现阶段复工复产排在第二位的,是陈友谅的家乡,湖北仙桃。


说仙桃是中国的“口罩重镇”毫不为过。


我们以此前提到的“许可证”为评判标准——湖北省33家企业拿了40张许可证,其中,注册地址在仙桃的有15家,占到差不多一半。而在仙桃设厂的其他持证公司就更多了。


为什么是仙桃?这里还有一个别称——“无纺布之都”。


在仙桃的GDP中,2018年,无纺布及制品占据了超过35%。这里有全球最大的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基地,仙桃市的无纺布制品出口占全国市场份额40%以上,产值占全国总量的60%,居全国第一。


而无纺布,是制作口罩最核心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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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求必需品企业复产后,仙桃以仅仅150多万人口,做到了惊人的270万日产量。要知道,湖北全省2018年的报备产能,也才不过区区日产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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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仙桃,难也仙桃。


这座小城,也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湖北普遍的“封城”政策,对口罩产业产生了深层的影响。


我国发改委2月3日表示,中国能日产1480万个以上的口罩,但是,N95级别的产能则只有11.6万个/日。在此之前,工信部公布统计报备的口罩日产能力超过了2000万个。


也就是说,现阶段中国口罩产能,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可以想见,仙桃产能受损带来的影响,自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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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过往分析疫情中的湖北产业的文章中,我们发现,真正影响产成品的,除了最根本的物流、原材料及员工之外,至关重要的是丰富的产业集群。之所以上海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让口罩这种小部件的产能立即提升,是得益于长三角供应链的高效。在湖北,做到这点很难。这里是九省通衢,这里安放着中国历史悠久的重工业。心猿意马的假日、务工人员的离散、“重心靠前”的工业布局,都是让链条“一瘫具瘫”的原因。


可以想见,随着国家的管控、大型企业全球性的扫货,未来几天市场上口罩的供应情况,应该会有所好转。


对于病人仙桃来说,这是一场拯救;对于“无纺布之都”仙桃来说,这是一次冲击。


可以期待的是,在这双重压力之下,小城的思考可能以蝴蝶振翅的方式,让中国的口罩产业开始蜕变。


参考资料:
1、南洋商会编撰《伍连德自述:东北黑死病》
2、杨黎光《非典纪实:瘟疫与人类的生存战》
3、何建明《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
4、中商产业研究院《2020中国医用口罩生产企业名录》
5、中信证券《聚焦新型肺炎疫情下的化工行业》
6、2018年2月7日《中国改革报》
7、2018年6月1日《湖北日报》
8、信达证券《医药行业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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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财经无忌):中国口罩产业“战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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