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走向情报大国之路


二战结束至今,日本的情报工作历经崩溃、复苏、改革和发展,总结其建设情报大国的路径,可为我国情报事业发展提供借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情报史发展入手,分析其建设情报大国内外部因素,归纳情报改革的措施与成效,通过改革,日本加强搜集能力,优化了情报力量编程,提升了情报界的整体效能,巳成为地区性情报大国。

日本是近代情报大国,在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情报机构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日本和平宪法的颁布,一度使日本的情报工作受到限制。当代日本的情报工作源于冷战时期。冷战末期,伴随着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战略转型,日本开始改革其情报工作,着力解决情报机构间缺乏协调、情报工作管理水平低下、对外情报搜集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迈开了建设情报大国之路。但是,日本的情报工作,与英美等情报强国相比仍存在着明显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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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情报组织的解体与重建

二战结束后,日本被美国军事占领,其战前情报组织随之瓦解。1945年9月22日,杜鲁门政府公布《日本投降后美国对日初步政策》,宣布将对日本进行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造。
根据这一政策,占领期间的最高当局驻日盟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盟总”)一方面解散日本战前的情报组织,监禁其高级领导人及骨干成员;另一方面,驱逐政府中的军国主义分子及极端民族主义者。1946年1月-1948年5月,经审查而被禁止担任公职的情报人员包括宪兵39 394人、陆军特务机关1 055人、海军特务机关70人、特别高等警察319人、思想检察官37人E。日本战前情报组织,包括各类民间情报团体如黑龙会等至此彻底解体。
随着冷战“铁幕”初降,美国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的政策由监禁驱逐转为吸收利用,这为日本重建情报机构奠定了基础。为获取苏联情报,盟总参谋部情报(G2)以历史研究名义吸收原日军高层为其服务,其中包括原参谋本部次长河边虎四郎、情报部长有末精三及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等人。
这些人此后成为内阁 情报调査室建立的班底。同时,为遏制日本国内共产主义势力扩张,防止群众运动演化为反美浪潮,盟总逐步撤销原先对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禁令,以支持日本政府成立安全机构稳定社会秩序,弥补驻日美军赴 朝作战形成的力量空白。
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 日本重获国家主权,这为其重建情报机构彻底扫清了 障碍。1954年自卫队与警察厅的成立,标志曰本形成 了新的情报体系:中央情报机构有内阁情报调査室;对外情报机构有外务省;安全情报机构有警察厅和公安 调查厅;军事情报机构有陆、海、空自卫队各自的幕僚 监部调査部。

从这时起到20世纪80军代中期,日本情报机构以维护内部安全、服务经济振兴和巩固日美 同盟为主要任务,其情报工作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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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设情报大国的背景

战后日本长期奉行“吉田路线”,重经济、轻军事, 外交上追随美国,防卫上依靠美国。在这样的战略指导下,以保障国家安全和服务军事外交斗争为基本职 能的情报机构就难有大的作为。

然而,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开始走 上建设情报大国之路。

2.1国家发展战略发生重大转变
20世纪70年 代后,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日本民族自信空前提 高,大国意识不断滋长。1983年,首相中曾根康弘鲜 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即以强大的经济力 量为后盾,与美国分担安全责任,更多地参与决定世界 政策,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大国。中曾根 康弘建设政治大国的理念标志着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的 重大转变。
日本要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就必 须洞察周边安全态势,掌握预警性情报。日本要更多 地参与国际事务,就必须提高对外情报搜集能力,了解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和意图。
日本建设政治大国的战 略产生了旺盛的情报需求,倒逼情报机构提高工作效 率和水平。因此,建设情报大国成为日本实现政治大 国目标的必然举措。
2.2首相在政府决策体系中的作用増强
传统上, 省厅官僚体制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首相只对呈递上来的官僚体制决定加以承认,或进行调整。
随着日本提出建设政治大国,首相领导制定 政策的必要性増加了,这就要求情报机构不但要提高 情报搜集能力,同时要加强合作与协调,共同为首相决 策服务。
日本情报界的两个重要协调机制,联合情报 会议与内阁情报会议,分别始于中曾根内阁和桥本内 阁推行的行政改革。2006年安倍晋三提出要重塑首 相官邸的指挥功能,两级情报会议随即在2008年进行 了改革。
日本情报领域重大变革与强势首相的出现具 有密切相关性,反映出首相领导地位的提升对情报建 设的推动作用。
2.3情报机构自身暴露出诸多问题
1989年11 月东德政府决定拆除柏林墙,一年后两德统一。日本 驻东德大使馆不但没有预测到柏林墙倒塌,且在当时 给国内的报告中称“东德政府基本稳定,没有大的变 ”叫1995年1月,日本发生阪神大地震,由于缺乏 统一的情报归口,内阁被各部门上报的信息“淹”, 导致指挥决策迟缓。
同年3月,东京地铁发生毒气袭 击事件,负责安全情报工作的警察厅与公安调査厅对 奥姆真理教事前囤积武器、购买有毒物质的举动毫无 察觉。1998年朝鲜导弹飞越日本上空,日本政府事前 没有得到任何预警情报。

日本情报机构在上述重大事 件中暴露出情报搜集能力不足、情报分析水平低下以 及情报协调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促使日本持续改革其 情报工作,提高情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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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建设情报大国的举措

3.1建设协调型的情报管理体制

情报管理体制是关于情报机构间的职能分工及情报工作的领导关系。合理的情报管理体制能提高情报机构的工作效 率,确定合理的情报需求,对重大情报问题形成情报界 的共同意见。
冷战时期,日本实行分散型的情报管 理体制,各情报机构在所属省厅的领导下活动,相互之 间缺乏正式的协调机制。这种体制的弊端在于各机构 在情报搜集和分析上不能形成合力,容易引发情报失误。
为提高情报界的整体实力,更好地服务首相官邸 的决策需求,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设协 调型的情报管理体制。
3.1.1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
1985年7月,中曾根内阁“临时行政改革审议会”决定在内阁官房下 设立临时性的联合情报会议,以加强日本的情报搜集和分析能力
联合情报会议于1986年7月首次召开,由内阁官房副长官主持,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 情报调査局、防卫厅防卫局、警察厅警备局以及公安调 査厅局长级官员参加。
1996年12月,桥本内阁在行 政改革报告中提出要树立“情报界”的思维方式,加强情报共享,将联合情报会议确立为内阁官房下的正式机构。
到1998年10月,小渊内阁决定在联合情报 会议之上新设内阁情报会议,由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参会者升格为各情报机构所在省厅的副部长级官员。
两 级情报会议的设立是日本迈向协调型情报管理体制的重要标志,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由于部门利益的阻隔,各情报机构只把两级情报会议作为情报官员交流的平台,协调效果有限。
为了进一步使情报界作为一个整体服务于首相官邸,日本于2008年2月颁布《关于加强首相官邸情报能力的方针》,对两级情报会议逬行改革。
一是加强决策部门与情报部门的联系。内阁情报会议新增负责具体政务的官房副长官助理出席,以确 保情报机构准确掌握决策部门的情报需求。
二是扩大机构协调范围。联合情报会议新增经产省、财务省、金 融厅和海上保安厅作为“扩充情报界”成员参会。
是赋予两级情报会议生产《情报评估》的任务。《情报评估》是一个国家级情报产品,日本情报界的协调很大程度上是围绕《情报评估》的生产展开的。首先,由内阁情报会确定中长期情报关注重点,传达给联合情报会议。
联合情报会议每季度根据情报关注重点制订《情报评估》编写方案, 明确负责搜集、提供情报素材的机购接着,各情报机构将要提供的情报资料汇总至内阁情报分析官(隶属内阁情报调查室),由其综合各方意见,拟制《情报评估》草案。
最后联合情报会议审定《情报评估》草案并上报内阁情报会议。为了生产《情报评估》,日本情报界必须就决策层关心的重大问题联合行动,共享情报,形成一致的分析意见,(见图1)通过改革情报会议,日本情报界形成了一个成熟且有约束力的协调机制,相比于过去靠情报机构领导人的私人关系进行协调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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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情报评估》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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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两级情报会议组织结构
3.1.2提高中央情报机构的协调能力
内阁情报调查室成立于1952年,隶属内阁官房,在日本最初的设计中,其应作为一个中央情报组织,汇总各情报机构的情报,并居中协调各机构的活动。
但内调相对其 他情报机构既不享有更高的行政地位,也无业务领导 权,实际上不具备协调能力,最终沦为依靠公开资料进 行情报生产的机构。
前内调长官大森义夫曾就内调与 其他情报机构的关系讽刺地说:“任内调长官的四年中,我从未见过来自外务省的电文
20世纪90年代后,在一系列突发事件的推动下, 内调新成立多个职能中心,其对情报界的协调能力显著提高。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暴露出首相官邸信息不灵的问题,促使内调在1996年设立内阁情报汇集中心,由来自内阁、警察厅、防卫厅等部门人员24小时联合值班,随时向首相报告突发事件,内调因而成为紧急动向情报的总归口。
1998年内调长官改称为“内阁 情报官”,级别提升至事务次官级(副部长级),相当于 提升了内调的行政地位。日本决心自主发展侦察卫星 后,为淡化卫星的军事色彩,将内调定为侦察卫星的主 管单位。
内调于1999年设立情报搜集卫星导入室, 2001年扩编为内阁卫星情报中心,统一协调日本情报 界对侦察卫星的使用。
2007年内调设立反情报中心, 负责协调各机构反情报工作,研究制定反情报工作方针,并为行政机构提供反情报咨询和培训。
3.2提高对外情报机构专业化水平
外务省是日本政府中搜集外国情报的主力,其情报工作的目的是为日本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依据。外务省情报主要来源驻外使领馆和搜集整理公开资料,情报分析工作由各区域局(主管一定区域内外交的部门,如亚洲局、 美洲局等)和调查企划部承担。
冷战期间,外务省对 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如中美关系缓和、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柏林墙倒塌等。外务省情报失误 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专业的情报部门,各区域局部门主义严重,获取的情报资料得不到综合分析。
洲局东南亚一课曾根据中美“乒乓外交”及越战局势 推断出中美关系将出现变化,但这一观点遭到美洲局 的反对,并被阻止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情报失误 使外务省饱受批评,促使其对情报工作进行改革。
1984年7月,外务省在原调査企划部的基础上成 立情报调査局,在情报管理上做了几点改进:
一是建立 24小时情报处理体制以应对外国突发事件,
二是集中 管理外务省的情报资料,
三是对驻外使领馆的情报搜 集活动进行必要指示。
1993年,外务省剥离情报调査 局的政策规划职能,将其改编为国际情报局,使之成为 一个专业的情报部门 
2004年,受外务省领事局成立 影响,国际情报局被改编为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下设 4个国际情报官室。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继承了原国 际情报局的管理职能,同时更加注重情报分析。各国 际情报官室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在编制外临时从民 间招募专家进行特定领域的分析研究工作,提高了情报分析的专业性与灵活性。
3.3整合优化军事情报力量
日本战后的军事情报工作是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和日美同盟的框架内发 展起来的,其领导机关是防卫厅防卫局,主干力量是隶 属自卫队幕僚监部调查部的调査队与资料队,以及陆 上自卫队幕僚监部第二部别室(以下简称“别室”)。
调查队的主要任务是反间谍、反策反和防泄密,编写日本的兵要地志。资料队负责搜集国内外公开来源情 报。
别室是信号情报机构,通过截获周边国家的军政 通信获取情报。冷战时期,防卫厅防卫局对自卫队各 情报机构的领导仅限于汇总各家上报的情报,并没有 对实际工作进行协调IE。
同时,各家机构的工作也存 在一定的重叠。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防卫厅开始 酝酿整合军事情报力量,并于1990年4月1日设立 “情报本部筹建室”,最终于1997年正式成立情报 本部(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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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情报本部组织结构 
情报本部在原防卫厅防卫局调查课、自卫队调查 队与资料队,以及别室的基础上组建,成为最大的军事 情报机构。情报本部宜属防卫大臣,业务领导机关是 防卫省防卫政策局(原防卫厅防卫局)。
情报本部目前有自卫官1900余名,下辖6个部和6个通信所(负责信号截收),其中从事具体情报业务的是分析 部、统合情报部、画像地理部和电波部。
分析部将情报 本部通过公开资料、信号搜集、卫星图像和情报交换所 获得的情报进行汇总与综合分析,为日本政府、防卫省 及自卫队提供情报产品。
统合情报部负责军事动向情 报的汇总和分发,对统合幕僚监部(日本最高联合作 战指挥机构)构成情报支援关系,实际承担着统合幕 僚监部情报部的职能。
画像地理部负责解析商用卫星与国产侦察卫星拍摄的图片,制作数字地图与地理空间情报。
电波部负责信号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近年来随着技术发展,其搜集领域已由电磁空间拓展到了网络空间。
情报本部成立后,经过数年调整,自卫队的军种情报机枸被整编为4支队伍,即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 海上自卫队情报业务群、航空自卫队作战情报队和自 卫队情报保全队(见图4)。
除负责反情报的情报保全 队外,其余3家军种情报机构主要承担以下任务:a. 集、处理和分发本军种战役战术情报;b.搜集战场电磁 环境情报(中央情报队为地理测绘)c.捜集和整理基 本描述类情报,如对象国基本情况、军队编制序列、武 器装备性能等。
通过改革,日本充分整合了军事情报 力量,情报本部负责战略情报,自卫队情报机构负责战 场情报,情报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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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卫队情报机构组织结构
3.4加强情报捜集能力
情报搜集手段可以分为公开来源情报搜集、技术搜集和人力情报搜集三类。 日本公开来源情报搜集能力突出,其在20世纪60年 代仅凭几篇新闻报道就准确掌握了我国大庆油田的位 置和产能。
日本的人力情报搜集倚重于使馆外交人员 和民间调查人员,秘密人力情报工作发展滞后。在技术搜集领域,日本的信号情报能力突出,1983年苏联战机击落韩国民航客机的通话录音就是别室截获的。
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积极发展新的技术搜集手段,改进人力情报工作,同时充分发挥了民间情报力量的作用。
建设自主侦察卫星体系是日本提高情报搜集能力的核心环节。侦察卫星不受国界限制,侦查范围广,时效性强,尤为适合不便向海外派遣侦察力量的日本。
防卫省从20世纪80年开始从国外购买卫星图像用 于情报分析M ,也是从这一时期起,日本国内关于自 主研制侦察卫星的呼声渐高。美国出于在安全上控制 日本的考虑,强烈反对日本建设自主侦察卫星力量,日本也一度屈服。
但是,1998年8月31日朝鲜发射的 “大浦洞1号”导弹(朝鲜称为“光明星1号”卫星)飞 越日本列岛上空,日本事先未从美国获得相关情报,这 极大坚定了日本自主建设侦察卫星体系的决心。
日本 自2003年起发射自主建造的“光学”和“雷达”系列成 像卫星,至2018年共发射升空12颗,已形成保持4颗 卫星在天工作的侦察体制。目前利用卫星进行情报搜 集的机构有内阁卫星情报中心、情报本部画像地理部及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第一国际情报官室。侦察卫星 的广泛运用标志日本情报搜集能力显著提升,也是日 本在安全领域迈向独立自主的重要一步。
人力情报搜集是日本情报搜集手段中相对较弱的 部分,由于议题敏感,日本在这方面实行小步推进的策 略。
外务省内从事人力情报工作的是使馆官员,由于 情报捜集只是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存在效率低、 专业性不强的弊端。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虽然可以指 导驻外使领馆进行情报搜集,但实际工作中仍存在着协调障碍。
为解决上述问题,外务省从2005年起开始 向驻外使领馆派遣“情报担当官”,由国际情报统括官 组织直接指挥,专职从事人力情报工作。
防卫驻在官 (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武”)是防卫省最重要的人力 情报来源,以往防卫驻在官向防卫省报告情报要通过 外务省转达,情报的时效性和完整性得不到保证。
2003年防卫省与外务省签署了一份新备忘录,明确规 定外务省要及时准确地将防卫驻在官获得的情报转交防卫省,同时取消了此前关于防卫省不得为防卫驻在 官单独安排预算的规定冋。
值得注意的是,防卫省于 2007年在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内设立了一支专门 从事人力情报工作的现地情报队。
现地情报队的成员 会与日本维和部队一同被派往任务区,与当地人建立联系,获取与任务部队安全相关的情报“句。
日本是否会渐进式地拓展现地情报队的职能,将其发展为秘密 人力情报机构,值得进一步关注。
在建设官方情报机构的同时,日本也充分利用了 其民间的情报力量。日本官方除从智库、通讯社、信息 服务公司等处购买公开来源情报外,还将情报搜集任 务以“委托调查”的方式赋予民间调査机构执行。
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在2012年就花费1.4亿日元委托中东调査会(日本中东问题研究机构)搜集恐 怖组织情报,其中部分任务被委派给4名个人。
因 此尽管日本没有专门从事对外人力情报搜集的机构, 但各类民间调査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有些民间机构与官方合作程度很深,收入大部分来自 于官方的委托合同,连管理层也多为政府退休人员,某 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官方情报机构的外围组织。
内阁 情报调查室与世界政经调査会、外务省与中东调査会、 经产省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均属于此类关系。
3.5调整安全情报工作重心
警察厅与公安调查 厅是日本两大安全情报机构,两家机构在冷战时期的 主要任务是维护日本的政治体制,防范间谍渗透。
察厅的情报工作主要由警备局承担,其下设有公安课 与外事情报部,前者主要负责监视极端政治团体和工 会,后者负责反间谍和反恐工作。
日本各地方警察机 关也都设有警备部,职能与警备局相同,并受警备局统 、一领导。公安调查厅根据1952年7月通过的《防止破 坏活动法》成立,许多曾被剥夺公职的陆军中野学校 (二战时日本陆军间谍培训机构)、特别高等警察、法 务厅特别审查局等战前情报人员重新加入该厅从事反 间谍工作。公安调查厅成立之初以监视日共为主, 后来范围扩大到其他左右翼组织、社会团体和在日本 朝鲜人总联合会。
冷战结束后,国内外重大恐怖事件促使日本安全 情报工作的重心向反恐转移。1995年3月奥姆真理 教在东京地铁发动毒气袭击,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日本 国内新的安全威胁。
1999年日本通过《团体规制法》, 公安调査厅由此获得对极端宗教场所的搜査权。同年 日本国会通过《通信监听法》,警察可依法监视犯罪嫌 疑人的电话与网络通信,增强了其对恐怖分子活动的 侦察能力。
“9 11”事件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反恐 情报工作。警察厅从2004年起向国外安全机构派驻 联络员,近年又增加联络员数量,以加强反恐情报交换。公安调査厅向20多个驻外使领馆派驻调査 官,与驻在国情报机构进行情报合作。
情报合作已成 为日本反恐情报的重要来源1狈。警察厅警备局在 2016年成立“互联网开源情报中心”,重点从社交网络 平台和网络论坛搜集涉恐信息,防范“独猿式”恐怖活 动。

日本自1995年后再未发生重大恐怖事件,从侧面 说明其反恐情报工作是比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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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建设情报大国的评价与总结

通过20多年的情报建设,日本的情报能力与冷战 时期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情报管理方面,日本 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有限协调型的情报管理体制,情报 界成员能在内阁两级情报会议的协调下就决策层关心 的重大情报问题展开合作,形成集体的分析意见,发挥 出了情报界的整体效能。

从情报搜集能力看,日本通 过建设独立自主的卫星侦察手段,情报搜集范围由周 边向全球拓展,同时降低了对美国的芝謄舞丸钞 报分析上,日本发扬了官民结合的癩力歸鬲爾豌

究机构进行“委托调查”外,还临机吸纳民间专家为情 报机构服务,提高了分析工作的专业性。在国内安全 领域,日本安全情报机构在东京地铁毒气袭击事件后 成功转型,使日本本土在国际恐怖主义日趋严峻的形 势下长期保持安全稳定。
因此,就情报机构的协调机 制、搜集能力和人员结构而言,日本已称得上是地区性 的情报大国。
但是,受特殊国情所限,日本的情报工作 仍存在一些短板,整体实力与美、英等传统情报强国相 比还有差距。
4.1情报界的协调程度有待提高
当前以英美为 代表的世界情报强国均在发展协调型的情报管理体 制。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可以指导情报机构的情报搜 集、分析活动,评价其表现;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可以 从人事任命、预算分配方面对情报机构施加影响,并通 过任务主管控制各机构的活动。
相比之下,日本的内 阁情报调查室尚不具备管理其他情报机构活动的权 力。当前日本情报界的协调主要围绕《情报评估》的 生产展开,情报机构的人事、预算、日常活动和重大项 目仍由其所在省厅主导。
因此,当前日本情报管理体 制尚属有限协调型,还未实现英美等国的协调型体制。
4.2情报捜集能力仍有短板
受限于特殊的国情, 日本的情报机构不能像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国防情报局 那样名正言顺地发展秘密人力情报力量,这是目前日 本人力情报工作存在的主要缺陷。
尽管现代情报工作 已远超间谍活动范围,但秘密人力情报工作是获取内 幕核心情报的主要手段,其获取的情报在所有情报资 料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技术搜集领域,日本 的侦察卫星仅具备图像侦察能力,相比美国以图像、电 子、导弹预警及核爆炸探测卫星构成的卫星侦察体系 仍有较大差距。
4.3反情报工作理念滞后
反情报是对对方情报 活动或意图采取的反制措施,分为防御性反情报和进 攻性反情报两类⑶」。美国在“9 11”事件后形成了战 略反情报观,把利用外国的情报威胁作为反情报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反情报工作的进攻性[句。
倍第一次内阁在2007年8月召开“反情报工作推进会 ”,出台《关于提高反情报能力的基本方针》,旨在从 人事安全和秘密管理两个方面加强反情报工作I》。
这一方针側重于防间保密,没有体现反情报工作的进 攻性。单纯依靠防御措施并不能有效保护己方的信息 安全,冷战时期日本频频发生的苏联间谍案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
4.4警察厅在情报系统中的话语权畸高

目前,内 阁情报调査室、情报本部电波部长官和内阁卫星情报 中心副长官均固定出自警察系统。在日本的政治制度 ,调往其他情报机构工作的警察官员最终仍将返回 警察系统,警察厅对日本情报界的影响可想而知。

警 察厅在情报系统中拥有过大的话语权容易导致情报资 源过分向国内安全情报工作倾斜,损害其他机构的积 极性,不利于情报界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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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日本成为情报强国的主要因素

日本建设情报大国的过程,既符合情报工作发展 的一般规律,又体现出日本国家的鲜明特色。日本的 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情报文化和外部关系是影响日本 成为情报强国的主要因素。

5.1行政体制对曰本情报工作的影响
情报机构 作为政府机构的一员,其运行机制深受政治体制影响。 战后日本国家的各项行政权力分散于省厅,省厅可以 自行招录公务员,独自决定内部的人事任免。
在这样 的政治制度下,隶属于省厅的情报机构自然处于各自 为政的状态,形成部门主义,阻碍情报共享与情报活动 协调。
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行政改 革加强首相官邸的决策权,以服务决策为目的的情报 管理体制改革也随之开始。
由于情报机构自身缺乏独立性,情报管理体制改 革就需要政治家的强力推动,决策者对情报工作的认 识决定了改革的方向。
内阁两级情报会议的成立,就 分别得益于中曾根康弘和桥本龙太郎推动的行政改 革。时任首相安倍晋三为议长的官邸国家安全保障功 能强化会议在2007年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情报与决 策的结合,密切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提高情报搜集和 分析能力㈤,这些观点直接转化为2008年两级情报 会议改革的具体内容。
自2012年以来,安倍内阁大力 椎动修改宪法,这将对日本对外情报工作的发展起到 明显的“松绑”作用。
5.2和平宪法对日本情报工作的制约
法律是日 本情报工作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和平宪法禁止 日本将武装力量派往海外,因此日本的对外情报搜集 手段依赖公开来源情报和技术搜集,在秘密人力情报 搜集上则举步艰难。
1969年日本国会通过《和平利用 宇宙决议》,禁止将太空技术用于军事目的,这是日本 自主侦察卫星起步晚且限于图像领域的重要原因。当 然,日本也在不断突破这些法律限制。
日本于2008通 过《宇宙基本法》,为军事利用太空破除了法律障碍;2015年又通过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随着法律 限制的逐步宽松,在日本加速走向“正常国家”的大背 景下,日本必将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情报搜集力度,其对 外情报工作的进一步扩张是可以预见的。
5.3厚重的情报文化成为情报工作发展的双刃剑
情报文化是影响情报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历史上 日本的情报实践塑造了日本的情报文化,潜移默化地 影响现实情报工作。情报人员会自籽轄捋从缨 的情报活动中寻求经验,借鉴以往的工作模式。
而过去的情报实践塑造情报人员的思维模式,进而影响当 下的情报工作内容。日本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 利用民间组织进行情报活动,诸如黑龙会、乐善堂、东 亚同文书院等民间团体打着各种旗号在中国搜集情 报,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服务。
战后日本官方情报机构 编制小,活动受限,因而将大量情报任务委托给新闻 社、研究所及企业,再度形成了官民结合的工作模式。以内阁情报调査室为例,2017年其用于委托民间团体 调査的费用高达7. 6亿日元,占当年情报预算的 24%阕。
这种官民结合的情报体制确实弥补了日本 情报工作的不足,凸显了情报文化的越性。
但是,日本的情报文化中,也未必都是正面的因 素。日本在20世纪初成立秘密警察组织“特高”, 监视人民思想,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战后日本虽然接 受美国的“民主化”改造,解散了特高课,担其监视左 翼政治团体与群众运动的职能仍为新的安全情报机构 继承。
2016年日本政府在回应议员质询时披露,警察 厅认定日共没有改变暴力革命的方针,日共依旧是根 据《破坏活动防止法》的调査对象⑵七警察厅与公安 调査厅对政治团体,特别是左翼党派的监视依然存在。
可以想见,如果不对陈腐的情报传统进行革新,日本的 情报强国之路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5.4美国对日本情报工作的影响
美国是日本当 代情报工作的莫基者、扶持者与合作者。战后日本能 迅速重建情报体系,与美国放宽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 的追究有直接关系。中情局副局长杜勒斯甚至直接参 与了内阁情报调査室的组建⑹。在日美同盟的框架 下,美国为日本技术情报搜集手段的建设提供了直接 帮助。
日本的信号情报能力、预警侦察能力与战场态 势感知能力就受益于各型美制技术装备。在情报共享 上,日美之间的合作层次高,范围广,程度深,仅正式双 边协议就包括《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导弹防御双边合 作协议》《日美地理空间情报共享合作协议》《秘密军 事情报保护协定》《日美太空状况监视合作协议》等。
另外,美国情报工作中某些做法,也会对日本情报工作 产生影响。例如,日本模仿美国国防情报局的建立,设 立了情报本部,意图实现对军事情报工作的一元化领 导。
但由于美国国防情报局并未实现对美国军事情报 工作的统筹,日本的类似举措也未必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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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走向情报大国之路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杂志社):论日本走向情报大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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