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供应链竞争背景下我国产业外迁趋势研判

近年来，在全球不确定性风险加剧、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外部需求疲软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区域化、短链化、近岸化和本土化等新趋势，甚至爆发双向“脱钩”风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多重保护主义措施推动本国产业回流，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之我国国内产业转移承接空间不饱和，新兴产业尚未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优势产业，我国产业面临过快外迁风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我国产业外迁问题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学界围绕中国产业外迁的影响因素已经基本形成共识。总体上，影响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在内部因素方面，已有研究主要从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和环境成本等上升导致的人口与资源红利消失、国内企业“内卷式”发展引致的同质化竞争加剧、政府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所衍生的“腾笼换鸟”问题等对中国产业外迁的推动展开了重点讨论，同时强调现阶段中国产业转移也是循沿市场发展规律、跨国企业主动布局国际化的策略行为。在外部因素方面，现有研究指出国际环境或地缘政治导致的不确定风险攀升，发达经济体加速产业链回流本土，特别是近年来美西方推行的“中国+1”等策略，进一步驱使我国产业外迁。

既有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中国产业外迁的驱动因素提供了重要基础，在诸多因素之中，美西方极力倡导的对华供应链“脱钩”战略及其引致的我国产业外迁，是有碍国际分工效率的带有“逆全球化”色彩的经济现象，具备更大的不可控和难应对特征。自奥巴马执政起，美国便拉开了其对华政策与战略调整的序幕，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开始鼓吹制造业回流本土。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启动“232”“201”和“301”等贸易调查，并通过大幅提高对华关税和投资门槛等单边手段挑起贸易摩擦，促使部分跨国企业将其生产基地迁出中国；而在拜登政府执政期内，提出了一系列包括政策扶持和资金援助在内的综合支持计划，试图减少对外部产业链供应链依赖，进一步推进对华供应链“脱钩”战略。随着特朗普政府的二次上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我国对美出口商品可能遭遇美国新一轮加征关税的严峻冲击。在中美供应链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现有研究虽不乏对中国产业转移的新特征、新模式的前瞻性研究，但整体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中美供应链竞争将走向何方？中美供应链竞争背景下我国产业外迁是否会进一步加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哪些国家最有可能成为我国产业外迁的目的国？潜在外迁目的国的产业承接能力如何？在国内产业外迁加剧的背景下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上述研究视角为分析我国产业外迁提供了新框架和新思路，与国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目标不谋而合。本文将进一步循沿产业转移的研究视角，从中美双边贸易和美国竞争战略导向两个维度评估中美供应链竞争趋势，基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视角研判我国产业外迁潜在目的国，并以劳工成本、税负成本、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贸易协定等方面比对分析潜在外迁目的国的承接能力，依托研判结果，为中国产业外迁风险防范以及相关政策的精准制定提供学术参考和针对性建议。

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看，在奥巴马政府执政中后期（2013—2016年），中国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保持稳定增长，中美供应链总体上保持友好竞争态势。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施了诸多单边手段来遏制和打压中国，试图实现与中国供应链的“脱钩”。受此冲击，中国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断崖式下跌，由2016年的169.8亿美元下降至2017年的64.3亿美元，跌幅达到62.1%，并在2019年跌至最低点38.2亿美元。拜登政府上台后，采取多重手段对中国高新技术等产业领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限制。与此同时，美国国内供应链危机愈演愈烈，拜登政府试图推动本国供应链的调整：一方面将部分产业回流至美国；另一方面将部分产业分散至东南亚、墨西哥等国，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此背景下，中国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低迷，2023年中国对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69.1亿美元，仅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3.9%，中美供应链竞争态势更趋激烈。

此外，进出口贸易额是两国经济实力比拼的窗口。本文根据法国世界经济信息及前景研究中心（CEPII）提供的2022年“国别—商品”维度的全球贸易数据，结合PageRank算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在全球出口贸易网络和进口贸易网络的中心度，并从供应链全链条、供应链上游、供应链下游三重视角，比对了中美两国的全球供应链网络地位，以此剖析中美两国供应链竞争态势（见表1）。从全链条看，进口侧中国的全球贸易网络地位与美国的全球贸易网络地位的比值仅为0.68，而在出口侧比值达到1.88，表明我国的相对优势存在于出口侧，而美国的相对优势存在于进口侧。从供应链上游看，我国在出口侧依旧具有绝对优势，但在进口侧与美国的差距微乎其微。从供应链下游看，我国在出口侧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在进口侧与美国的差距相差甚远。总而言之，中国在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出口侧和供应链上游对美国表现出赶超态势。尽管在供应链下游的进口侧与美国尚存差距，但近年来我国通过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等，加快推动进口扩大战略，在进口侧对全球各国的供应链牵引力不断增强。鉴于我国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对美国“一家独大”的霸主地位形成了冲击，美国必然会循沿甚至加剧对华供应链竞争策略，以维护其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的霸主地位。

第一，美国落实国家安全战略窗口期与我国“十五五”发展期重叠，中美供应链竞争加剧态势不可避免。2022年10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未来十年（2023—2033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竞争策略进行了研判，提出了两大鲜明观点：一是未来十年是决定性的十年，是美国推进国家利益、维护国际秩序，并在竞争中战胜地缘政治对手的关键时期。目前美国正处于决定性十年的初级阶段，地缘政治竞争条件将在这一阶段基本确立。二是中国将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有意图且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如果将美国对未来十年的计划分为两个半场，则上半场（2023—2028年）应当属于《国家安全战略》强调的决定地缘政治竞争格局的竞争机会窗口期。从时间重叠性来看，我国第十五个“五年计划”（2026—2030年）（下文简称“十五五”）的起步期恰好与美国对华竞争关键窗口期重叠，且我国整个“十五五”发展期均处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的所谓“决定性的十年”期间。而“十五五”发展期是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迈向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因此，随着“十五五”规划期的到来，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继续增强，这无疑会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供应链霸主地位构成挑战，中美供应链进入高位竞争期，我国极有可能在“十五五”期间遭受美国更为激烈、更加多样的供应链竞争冲击，驱使中国产业加快外迁步伐。

第二，美国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日趋成熟，可能成为美国对华供应链竞争的前端阵地。“印太经济框架”旨在加强美国与印太地区国家经济联系，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印太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打造以美国为中心、由美国所控制的区域联盟体系，遏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图谋点。2023年5月美国与“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签署了“印太经济框架供应链协定”，对处于供应链协定之外的中国而言，该协定无疑是带有经济同盟性质和“去中国化”色彩的制度设计。目前来看，美国构建的“印太经济框架”，尤其是其中的供应链主题，已经基本趋于成熟，其影响可能在较长时间内持续，美国将依托该框架遏制我国与印太地区供应链的互嵌发展。由于印太地区是我国参与国际供应链合作的重要领域，我国产业必然在日益激烈的中美供应链竞争中面临更大的外迁压力。

在美国推行的“小院高墙”和“中国+1”等策略影响下，跨国企业试图将生产基地转移至美国主要供应链的“友岸国”，以规避美国加征高额关税等贸易壁垒。此外，随着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落地生根，越来越多的在华加工组装制造环节正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洲地区转移。中国对这些新兴经济体的中间品出口额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激增。与此同时，这些新兴经济体的进口额以及对美国的最终品出口额有所攀升。结合这一现实，借助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数据、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可大致识别哪些新兴经济体在中美供应链之间承担着连接作用。进一步地，随着原产地规则收紧，这些新兴经济体也是中国企业外迁可能性最大的目的地。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和承接中国产业转移的驱动下，如果某新兴经济体从全球吸纳的中间品进口量以及向全球出口的最终品数额呈现增长态势，特别地，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量以及对美国的最终品出口量也保持整体同步上升，则该新兴经济体可能具备了承接我国转移产业的能力，未来我国相关企业也最有可能向这部分国家迁移，由此可初步研判我国产业外迁的潜在目的国。本文使用2013—2023年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根据联合国统计司发布的BEC（Broad Economic Catalog）分类法，将BEC代码为111、121、21、22、31、322、42、53等行业的产品界定为中间品，将112、122、522、61、62、63、321、51等行业的产品界定为最终消费品，从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中整理得到10个在样本期内中间品进口总额与最终品出口总额同步上升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见图1和图2），分别为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越南、泰国、土耳其、菲律宾、巴基斯坦。从体量上看，印度自2013年起从全球进口中间品总量最多，墨西哥最终品出口贸易总量保持绝对优势；但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中间品进口和最终品出口总额相较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可能无法承接中国大量的产业外迁。因此，初步研判潜在外迁目的国包括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印度、越南、泰国、土耳其。特别地，考虑到中美两国供应链竞争愈演愈烈，本文选取2018年美国宣布计划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作为关键时间节点，将2013年至2017年的时期划分为“中美贸易摩擦之前”阶段，而将2018年至2023年的时期划分为“中美贸易摩擦之后”阶段。与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相比，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中间品进口规模与最终品出口规模均存在增幅。其中，越南、印度、土耳其、墨西哥和马来西亚为中美贸易摩擦之后对中间品进口额增幅前五国家，最终品出口增幅前五个国家分别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墨西哥和土耳其。

国际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鲜明标识，能够促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关键资源在全球的灵活调配与高效利用，为科学判断和深度剖析产业国际转移趋势提供依据。为进一步验证上述八大新兴经济体是否极有可能成为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本文使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数据进行再检验。2023年我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同比上涨34.7%，其中，对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四个潜在外迁目的国的投资额排名前五；在制造业领域，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了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势头强劲，累计投资额已经超过14亿美元，且近半数投资额流入了墨西哥制造业领域。不仅如此，2023年我国对巴西直接投资流量约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6.4%，成为我国在拉美地区投资的主要目的国之一。2013年至2023年间，我国对墨西哥、越南、泰国等潜在外迁目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整体波动上升（见图3）。进一步地，除印度外，相较于中美贸易摩擦前，在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对其余潜在外迁目的国投资额均有增幅，对墨西哥、土耳其、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幅较为明显。值得关注的是，自2020年开始由于受到印度相关政策的消极影响，我国在印度投资的部分企业出现了撤资现象。

综合上述潜在目的国的研判思路，本文的研判结果显示，越南、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八国对全球的中间品进口规模和最终品出口规模持续增加。在爆发中美贸易摩擦后，上述八国一方面显著扩大了对中国的中间品进口规模，另一方面显著扩大了对美国的最终品出口规模。此外，中国对上述八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体呈波动增长趋势。因此，越南、墨西哥、马来西亚、土耳其、泰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八国均具备了一定的承接我国产业转移的能力，最有可能成为我国企业外迁目的国。

从地理特征来看，上述识别出的潜在外迁目的国主要分布在环太平洋地区和欧亚交界处。其中，墨西哥和巴西毗邻美国市场；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毗邻中国市场；土耳其位于欧亚交界，是连接中东、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枢纽。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按2023年国民生产总值（现价美元）计，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的经济总量约为中国经济总量的56.5%。从人口规模来看，2023年底我国总人口达14.1亿，印度为13.9亿，印度尼西亚为2.7亿，巴西为2.1亿，墨西哥为1.3亿，越南为1亿，泰国为0.66亿，土耳其为0.85亿，马来西亚为0.34亿。总体而言，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的总人口大约为我国总人口的1.6倍。从国土面积来看，我国的国土面积大约是越南的29.2倍，墨西哥的4.9倍，马来西亚的29.1倍，土耳其的12.3倍，泰国的18.7倍，印度尼西亚的5.0倍，印度的3.2倍，巴西的1.1倍。相比之下，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的国土面积总和约为1732.44万平方公里，大约为我国的1.8倍。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已经逐步丧失了劳工成本优势。在最低工资方面（见表2），2022年我国最低工资约为286.4美元，明显高于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巴西，仅低于马来西亚和土耳其；在平均工资方面，2023年我国的劳动职工月平均工资收入接近1400美元，相比之下，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月平均工资水平均低于中国。值得关注的是，马来西亚是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人均GDP仅略低于我国，但其平均工资水平却远低于我国。与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相比，我国在劳工成本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劣势，要素成本上涨加剧了成本型产业跨国外迁，叠加中国统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总体布局，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力成本低廉国家转移。从劳工成本的角度分析，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之间也呈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其中，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凭借显著的低成本优势，可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目的地。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部分国家使用消费税或货物税指代）是各国企业主要的税负来源。与我国的潜在外迁目的国相比（见表2），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25%）处于中等水平，其中，越南和泰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最低，可能成为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增值税税率最低，可能对消费型产业具有较大吸引力。近年来，部分国家降低了本国企业税负，例如，2020年印度尼西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我国持平，但2021年起印度尼西亚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了3个百分点，目前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2%。总体而言，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的企业所得税平均税率约为26.3%，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25%）基本持平；增值税平均税率约为13.8%（其中，土耳其按14%计算，印度按18%计算），与我国的增值税税率（13%）也基本持平。此外，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正在积极出台各类税收优惠政策，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和优化增值税结构以期吸收更多外资。例如，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对鼓励类行业外商投资给予最高“八免五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越南则出台“四免九减半”“六免十三减半”等一系列所得税优惠政策。整体上看，与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相比，我国在税负成本上较潜在外迁目的国已不具备领先优势。

基础设施是一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性力量，完善且配套的基础设施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是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衡量标准。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基础设施规模处于全球第一梯队。在铁路方面，2023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9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占28.3%。巴西（铁路网总长度约为3.2万公里）与印度铁路（铁路路线总长约6.8万公里）相较于其他潜在外迁目的国较为发达，但与中国相比仍具有较大差距，相比之下，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铁路建设均相对落后。在海运方面，2022年我国货运码头吞吐量达到近2.7亿TEU，显著高于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我国在海运货运承载能力上具备领先优势。潜在外迁国家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存在明显差距，尚不具备大量承接我国产业外迁的能力。但在通信基础设施方面（见表2），尽管我国互联网使用人口总量较大，但2023年我国互联网使用人数占我国总人数比重仅为77.5%，远低于马来西亚，甚至低于泰国、土耳其、巴西、墨西和越南，我国在互联网普及率方面并无明显优势。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尽管目前我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尚具备比较优势，但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已出台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例如，墨西哥《2019—2024国家发展规划》强调将着重拓展基建项目；越南推出《2021—2030年公路建设规划》《到2030年面向2050年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规划》，全面推进越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土耳其政府则计划在2019—2053年期间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近两千亿欧元等等。我国与外迁目的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将进一步缩小，上述国家将加快承接我国转移产业。

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可以通过原材料供应、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多个方面影响产业承接的可行性。与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相比，我国在基础工业领域具有绝对优势（见表2）。在发电量方面，2023年我国发电量约为750.5万吉瓦时，相比之下，潜在外迁目的国占我国的比重均偏低。其中，印度和巴西的发电量在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中相对较高，分别占我国发电量的19.8%和8.9%；而墨西哥、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泰国、马来西亚发电量占我国发电量比例均低于5%。在粗钢产量方面，2023年我国粗钢产量约为1019.1百万吨，相比之下，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占我国的比重大多在5%以下，仅印度达到了13.8%。在化学品产量方面，2022年印度占我国比重约为17.1%，巴西占我国比重约为7.0%，印度尼西亚占我国比重约为5.6%，其他五国占我国比重均在5%以下。整体而言，中国在发电量、粗钢产量和化学品产量方面均具有显著优势，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重要位置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现阶段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在基础工业领域与我国发展差距极大，短期内尚不具备对我国产生“强替代”冲击条件。

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是各国经济连通的枢纽，有助于拓展国际贸易的多向节点和通道，夯实各国合作基础。自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以来，至今已与30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3项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覆盖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拉丁美洲五大洲。近年来，我国参与的贸易协定版图表现出明显的向南合作态势，协定伙伴国大多布局在东南亚、澳洲地区，与美西方国家直接签订的贸易协定较少。相比而言，八大潜在外迁目的国中的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等国家均与欧盟或美国直接签有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是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和马来西亚同属于CPTPP成员国；欧盟是土耳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从数量上看，截至2024年底印度与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等46个国家和地区存在双边自由贸易或经济合作协定，贸易协定与签署国数量远高于中国。上述潜在外迁目的国将成为跨国企业关税规避型对外投资较理想的目的地，将显著激励以美西方国家为主要出口目的国的跨国企业加速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步伐。

第一，深化国际经贸纽带，全面拓展国际合作。我国要有序扩大区域开放领域，与“亲美”“亲西”以及向南合作的潜在目的国加强贸易与投资的连接性，特别是在互补性强的领域，强化本土链条多重交织性。以《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为抓手，夯实和积极推动中国在亚太地区价值链的深化合作，增强与各国的利益交集，在全球范围内构建更加多元和包容的伙伴关系，分化拆解美国鼓吹构建的“友岸外包”集团供应链。第二，以特殊经济区为重点，释放开放发展示范效应。在中央统筹部署下，以我国现有的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为实践平台，全方位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和引领作用，为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优化中欧班列为连接渠道，推进与潜在外迁目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造跨国陆海贸易的新兴走廊，深化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布局，持续推进海外基础设施合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发展区域。

第一，充分依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提升内陆省份产业承接力。以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先行先试为实践路径，提炼和总结内陆地区产业承接规律性成果与差异化产业发展策略，在内陆地区探索建立产业链的梯度转移机制。同时，加强国家物流枢纽的建设，加快形成内陆国际物流分拨中心和多式联运综合试验区，通过增强内陆地区与国际市场的物流连接，构建高效的多式联运体系，以提升内陆开放通道的运输效率和物流枢纽的衔接能力，高效开发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设施水平与产业配套能力。第二，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在产业转移中的引导作用，有序引导企业针对性开展产业转移。政府部门应该准确把握国际产业转移基本特征，针对不同潜在外迁目的国的产业特征，主动协调推进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布局。例如，根据劳工成本的梯度差异，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低成本国家转移。同时，设立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所为企业跨国外迁提供科学指引，坚决破除企业“内卷式”外迁。

第一，继续加大对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交通基础设施领域进一步优化铁路、公路网络布局，加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互联互通，推动区域间的要素流动和协同发展。能源领域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升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第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产业的深度融合。计算机、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提升供应链的透明度、协同作用和整体效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国际顶尖水平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据此，政府部门要加快布局数字建设新领域，通过部署高精度和高可靠性的智能感知设备及运行系统，跟踪关键领域、关键产品和关键环节的供应链供需状况，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各国的经济状况、政策环境、市场动态等关键信息，定期发布关键的区域经济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提高整个供应链网络的智能化协同水平。

第一，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底线思维、提升风险意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在中美供应链竞争不断升温的背景下，必须精准把握开放与发展、开放与安全的内在联系，将风险防控置于核心位置。积极引导企业承担起风险管理的首要责任，提升其在风险识别、评估和应对方面的能力，通过强化企业的风险意识，确保企业在海外经营活动中遵循规范和标准，从而在源头上预防和控制潜在风险。同时，通过前移风险防控的关口，协助企业更早地识别风险并采取相应措施，确保经营活动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第二，建立符合高水平开放要求的安全保障体系，筑牢中国产业外迁的安全屏障。企业要构建全面的风险评估体系，借助数字平台对供应链供需失衡倾向给予快速预警反馈，识别投资的潜在风险，并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和发生概率，发布及时的预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