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实验室位于曼哈顿西街最早的办公楼，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转卖。大楼内部被间隔开来，改造成了公寓。纽约以西25英里处是绵延不绝的默瑞山。现在电脑实验室里一直熙熙攘攘，物理学和电子学实验室却是另一番景象，甚至在工作日，许多科学实验室也大门紧闭，一片昏暗。漫步于那长得令人惊讶的走廊中，绝对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
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尔实验室一直是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科研机构，可以说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组织之一。在现代生活中，处处都有贝尔实验室科技贡献的痕迹，要找一处没有显现出任何贝尔实验室DNA的地方绝非易事。晶体管、激光、质量控制法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通信设备、医疗手术器具、工厂制造方法、数码摄像、国防武器等一系列的工业设备与工序当中，所涉及的领域太多，几乎难以一一赘述。
贝尔实验室最为持久的贡献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大多数的想法与创新已经走出实验室，被纳入一个全球的电子网络中了。信息时代的许多进步中有相当大的部分可以追溯到贝尔实验室。但这些进步却显然很少有什么好消息。国家安全局一直在进行全球信息传送的监控工作。最近有机构披露，它每天所截获并存储的电话、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传输有20亿条。信息的传播到底有多么迅速、轻易、低廉，所有这一切在这里都可以找到答案。信息的传播一方面会暴露个人身份与侵犯他人隐私，另一方面则揭示出社会的一个缺点——容易被黑客与恐怖分子攻击利用。
但这些关注点似乎不过是更重大问题之下的一个方面：面对如此丰富的信息，我们的生活范围到底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呢？
信息也会带来些意想不到的结果。1951年凯利曾预测，“未来的网络会在许多方面与人类大脑和人类神经系统的生物系统变得更为相似，这是其黑暗的一面”。这种预测的正确性大部分已被证明。信息浪潮汹涌澎湃，几乎到了泛滥的地步。贝尔实验室最近一任总裁金钟勋强调，通信业的未来将会由一种新产业重新定义，这种产业不只是单纯地传送或搜索信息，还可以控制信息浪潮，让我们不至于溺死在信息的巨浪中。金钟勋指出，至少在通信产业领域，最具创新性的挑战已露端倪，“这种挑战要求通信可以按照人们想要的生活方式来管理信息，可以让你专门抽时间陪孩子玩耍时，不必担心错过什么重要的事情。”
电子通信业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但在更大程度上，它也是一股丧失人性的力量。这一点证实了凯利的想法：新技术解决了一个问题，它还会带来其他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贝尔实验室的重建，可能不得不去解决一些由老贝尔实验室所引发的问题。
创新的目的往往会被定义为发明全新的技术。但创新的重点实际上并不在于技术的本身，而在于新技术能有何作为。
“要么效果更好，要么价格更低廉，要么两者兼具”是看待创新目的的一种方式。约翰·史密斯对此曾给出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说：“事实上，对通信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只有当可以真正生产出质量上乘而又面目一新的产品，或者让虽过时但质量还不错的产品降价的时候，新发明或新技术的重要性才会得以体现。”换言之，一种新技术不仅可以让我们的钱包鼓起来，也可以让我们在跨国通话、发送电子邮件，设计摩天大厦和研发药品的过程中，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新产品的面世，文明舒适程度的提升以及经济的增长，都是新发明或新技术带来的成果。
那么，凯利、皮尔斯、贝克和其他人，在面对美国近年来最负盛名的发明——比如苹果手机、谷歌搜索或脸谱网（Facebook）——时会做何反应？他们可能会把这些发明视作信息时代重要而复杂的工具。然而，更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他们能否会像经济评论家经常所做的那样，把这些发明看作通往未来的道路？
用语言来描述发明创造，往往不能区分出创新类消费产品与创新技术之间的差别。事实上，创新代表的是人类技术的飞跃和产业新基础（“新平台”）的奠定。
为下一代人提供工作的平台将会来自于何处。这些平台将会出自于美国还是其他国家？能源研究与生物技术的下一次巨大跨越会成为这个平台吗？我们还有类似于晶体管、激光、光纤这样具有显著效益的科学基础来发展未来经济吗？或者，我们还要靠那些半个世纪前的思想与冒险所获得的技术红利为生吗？
凯利的理念被归结为一种信念——创新会随着思维朝某一个方向的运动而产生。首先，是一项基础性的科学发现，之后这个发现被研发成一种产品，最后产品投放到市场中，晶体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实际上，凯利认为，无论是工程师还是科学家，在遇到某些有趣的问题时，都有可能带来重大的科技成就。早在20世纪20年代，凯利在曼哈顿南部管理电子管实验室时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更重大的创新观点是建立一所兼具研究与开发能力的伟大机构——众多科学家可以在这里互相交流各种信息，也可以彼此谈论寻求答案——这也成为管理他所谓的“创新技术”最富有成效的方式。
由他的观点所引申出的观点就是，机构的规模和员工的数量并不是唯一关键的因素。毫无疑问，许多物理学家一定可以提出一系列构想。但凯利认为，只有当物理学家们遇到其他系或其他学科的科学家时，最具价值的思想才会出现。激光科学家赫伯特·克勒默解释道：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交流以及跨学科的交汇，才能带来富有创意的新想法。也许这才是凯利伟大洞察力的所在之处。
贝尔实验室的发展历程——从垄断地位到后来的朗讯、阿尔卡特–朗讯，再到解雇员工后并关闭一些研究部门——说明一个大产业实验室必须随政治与法律体制的变化而变化。
随着工业科学的不断变化发展，一种截然不同的创新模式浮出了水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硅谷的许多企业家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新创意要成为改变世界的技术，不必完全依赖于大企业。一个好的创意可以来自于像斯坦福一类学校的老师或是学生，硅谷的沙石路从大学的西部界限延伸开来，创意提出者可以在这条路上得到风险资本的资助。接着，创意提出者——仅仅注册一家公司——在帕洛阿尔托市、库佩提诺或芒廷维尤等城镇，通过小规模的初创公司来推广他或她的技术。在从事这项事业的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会变得非常富有，而这也绝非偶然。
硅谷模式不是某家工厂的想法，而是一种地理理念。它并不是一种密集而高效的机器，而是许多地理位置非常接近且相互关联的小部分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机器。事实上，硅谷模式很快就颇具成效了，从而成为许多社会学家和商业管理教授的研究课题。不久之后，他们便将这个地方命名为“创新中心”。
早些时候，贝尔实验室的主管们就注意到了加利福尼亚的生命力。人们希望也许特曼能根据贝尔实验室的一些技术优势，为新泽西规划出一个创新中心。然而，似乎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新泽西地理条件过于分散，帕洛阿尔托模式很难在这儿奏效。当时的大学，比如普林斯顿和鲁特格尔大学，要么彼此距离太远，要么科学关注点过于理论化，从而无法成为东部企业培养杰出人才的基地。更重要的是，虽然贝尔实验室富有活力——科学家与工程师之间可以互相分享想法与知识，某种程度上还可以与他们学术界的朋友及其他产业实验室的员工交流——但这却有别于硅谷的那种活力。在硅谷，工程师们会随着公司成立、解散、再成立而频繁调动工作，所以他们似乎一直处于一种兴奋状态。
至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风险投资公司已证明了一个比凯利的创新模式更合适的一种模式。它出自于硅谷的产品——还有一小部分出自于波士顿的128号公路地区——从电子硬件设备的新应用，到计算机软件里的新应用，再到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新应用，都能顺利发展。唯一欠缺的是风险投资公司不愿意为一家探索全新和基本知识的公司提供资金支持。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仅没有任何方式来评估新知识获取的难度，也没有任何工具来评估新知识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来，怎么会有人愿意为其投资赌一把呢？一位风险投资资本家这样说过，“我们不为科学实验投资。”慢慢地，在许多方面便引发了一些差距。当新知识从学院或政府部门提出后便可以得到风险资本的保护，这样的例子早已屡见不鲜，但这样的事情在硅谷却要比以前在新泽西时更难。
探索能从贝尔实验室的例子中收获到什么，并不等同于渴望其重现，而是要去发现贝尔实验室的哪些方面使其获得成功，以及了解其他组织或政府在未来尝试将研究领域延伸至能源、纳米技术、信息技术等时，能否拯救那些宝贵的东西。1997年皮尔斯列出一份清单，将其归结为以下4点：
事实上，电话工程师们在技术与逻辑方面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才促使他们不断寻求创新方案。毫无疑问，贝尔实验室的员工人数和它多学科的特质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当然，实验室稳定的资金流也是其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电话赞助商每月的资金赞助保证了它资金的来源，也有效确保了这个组织更像一所国有实验室那样运作。因为贝尔实验室的管理者了解赞助商们可以扶持比如海底电缆、移动电话之类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需要数十年的努力。此外，资金流也保证了管理者们可以坚持进行一些培训项目，从而提高员工们的专业技术与能力。
贝尔实验室的使命感——规划通信业的未来——一直持续了60年，这项任务是广泛而具体的，其价值同样也是不可估量的。塔恩鲍姆还说，“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员们拥有’限定自由’，经过证明，这种自由不仅具有自由性，而且具有实用性。”
那么竞争呢？如今人们都认同这一点：创新与竞争的智慧是紧密相连的。那些擅长创新的公司也会善于进行市场竞争；相应的，市场强硬的本质也会成为公司进行创新的强大阻力。但贝尔实验室的历史证明，实际上真相要比这复杂得多，而且历史还证明，我们往往会曲解市场的价值。
科普作家史蒂文·约翰逊在一项关于科技创新的广泛研究中写道，从获得重要的新见识方面来说，能够促进思想充分交流的创造性环境要比竞争的力量更为重要，这种情况似乎更可能成功。
事实上，人们可能承认，在给消费者带来渐增的吸引力层面上，市场竞争一直都是主要的推动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竞争就一定能推动巨大的进步（比如那些出现于贝尔实验室的技术进步，当然，互联网创造的技术进步也应考虑在内，例如发明更早的抗生素等），但正是后者类型的进步才会给社会带来最大与最持久的红利。
但也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不仅误解了自由市场竞争在促进重大突破方面的潜能，而且也没意识到私营部门在某一年会如何产生最具希望的创新。例如，2008年一份题为“创新源自何处”的研究总结指出，公司、政府化验所和政府资助的大学研究员之间的合作关系，成为美国过去几十年里日益重要的创新途径。再如，2006年美国做出巨大创新的88所实体中有77所是联邦资金的受益者。对创新来说，资本主义与政府间的纠结，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想象的要深得多。
今天苹果、微软、谷歌、脸谱网等技术巨头公司又是如何向贝尔实验室看齐的呢？它们确实有些共同之处，所有这些公司都在各种电子硬件或计算机软件市场为自己谋得了近乎垄断的一席之地。它们坐拥庞大的资金储备——有时达数百亿美元——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为研究或新创意投资。所有这些公司似乎都热衷于控制通信市场，或至少在其中占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都会聘请一些全球最优秀的工程师和计算机科学家。而且为了安置这些员工，公司主管在广阔而绿草茵茵的校园里建造了公司的大本营，营造出一种自在轻松、创意十足的氛围，用经济利益和产品的快速面世（多亏操作方便的软件正迅速增多）来奖励那些具有创新思维的员工。谷歌甚至沿用了老贝尔实验室的传统：鼓励员工把部分时间——可以达到20%——用在他们感兴趣的工作之外的一些项目上。不少人期待像谷歌或苹果这样的公司可以像贝尔实验室一样运作，它们能在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领域进行深入探索，然后将这些研究成果自由地在加利福尼亚附近的地区推广。但这些公司并不属于管理严格的国家公众信托的一部分，而是我们国际资本市场的一部分。它们精于开发特定而有限的技术产品，而且到最后，较之于它们对客户指导、员工成长与股东利益的需求，新科学技术研发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也许在信息技术领域，寻找一家新的贝尔实验室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在其他经济领域会做得更好。在华盛顿北部大约30英里的地方，有一所689英亩的校园，其中的一座复式建筑是要关注的一处位置。这所校园被称为Janelia Farm（珍利亚农场），霍华德医学研究所将把它用作精英研究所。Janelia Farm于2006年开放，以解决最基础的生物医学研究问题为目的，它仿照贝尔实验室的模式，以数十亿美金的资助为支撑。最初的目标是研究清楚意识和人脑是如何处理信息的，但创新的方法却十分常见：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研究员进行跨学科的创意交流，而且他们还都拥有丰厚的资金支持与大量的自由空间。因为这里没有课程需要教授，没有试卷需要评分，没有联邦拨款需要申请，所以Janelia Farm的主管督促研究员们要敢于承担风险，不畏风险地“探索未知的领域”。但研究工作的规模却要比贝尔实验室小——Janelia Farm对300位研究员和100位访问学者都非常熟悉——就像凯利那样，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所创新技术研究所。
还有另一领域也可寻求建立一所新的贝尔实验室。20世纪一个极端的问题就是，全球经济从以矿物燃料为导向、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型，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挑战。不管付出这些努力是成功还是失败，现在都处于起步阶段，但这些努力却会决定未来世界气候会发生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会决定那些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的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兴衰。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于20世纪80年代初因在贝尔实验室的研究而获诺贝尔奖，他曾提出一系列调查研究计划来推进清洁能源的改革。朱棣文称这些研究项目为“改革中心”，这是为了“改革中心”能像他的那些老员工的缩影一样高效地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改革中心一直致力于在合成燃料、核能和能源效率领域做出突破。
文章资料选自《贝尔实验室与美国革新大时代》，中信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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