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未来10年,我的判断

2022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家下一个阶段的目标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然而,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从现实的环境中来实现,而今天的中国面临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

从内部发展水平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大转型,但是还须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型。

就外部环境来看,美国把中国界定为唯一一个有能力和意志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竞争的国家,对中国的高科技实行“卡脖子”和“系统脱钩”。

对我们来说,要回答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内外部条件下,我们如何破解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技术围堵,实现从应用性技术到原创性技术的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下一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

当前,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既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挑战和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把自身提升为发达经济体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十年,必须积极应对,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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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的技术创新
中国目前的水平是4-7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它们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要想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或者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一个经济体在发展早期可以依赖技术扩散、依靠学习复制发达经济体转移出来的技术,但要实现高收入经济体的目标,一方面需要依靠培养从0到1的原创性技术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则需要有能力在现有技术领域实现可持续的技术升级,即在1-10的技术刻度内,向最高水平进步。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被视为世界的制造业基地,“世界工厂”、“中国制造”甚至“中国创造”一度成为众所周知的词语。从绝对值来看,中国制造业在2021 年的增加值全球占比高达 29.79%,接近美国、日本、德国、韩国、印度五国的总和(30.82%)。然而,与世界一流制造业强国相比,中国制造业体现为大而不强。

 

根据中国工程院 2019 年、2020 年发布的制造强国发展指数,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强度仍然处于第三阵列,甚至面临被第一、二阵列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掣肘于中低端的风险。

除此之外,在关键技术上也受制于人,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基础技术和工业等产业对外依存度在 50% 以上,集成电路的进口依赖占比为 80%,大型优质铸锻件的进口占比为90% 左右,高档液压件、密封件的进口占比接近 100%。

就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目前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水平。中国现在的情况是:

第一,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 0 到1 的技术创造;

第二,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即使就应用技术而言,中国在 1-10 的刻度内也处于 4-7 的位置,缺少 8-10 的技术水平,或者说,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

第三,中国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赶上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中国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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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技是一座山
美国意图把中国赶下这座山
面对今天美国对我们的“卡脖子”和系统脱钩,如何才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在宏观层面,开放政策是关键。我们无疑必须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回应。但是,我们强调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它绝对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创新,而是把大门敞开,在更开放的情况下进行举国体制式的创新。
这就涉及我们对世界科技发展内在逻辑的理解。我们可以把近代以来的世界科技看成一座山,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今天的处境。今天,世界思想市场上一些人在谈论“一个世界、两个中心”的概念,即一个以美国为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在科技领域也有人在思考,中国是不是可以构建一个独立于西方科技之外的科技体系?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世界科技只能有一座山,是世界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造就的,离开了这座山,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构建另一座山。
今天,美国对我们“卡脖子”的做法就表明美国不再允许中国继续在这座山上攀登了,而“系统脱钩”更严重,表明美国意图把中国赶下这座山。中国未来的选择不是离开这座山,而是要继续待在这座山上,为这座山做出更多的贡献。总有一天,不仅我们离不开这座山,这座山更离不开我们。
因此,我们今天提倡新型举国体制,就需要在开放的状态下搞科技创新,继续为世界科技这座山贡献中国的力量。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恐惧中国的科技崛起,对中国实行全面打压政策,但从长远看,它们不会成功,因为它们践行的是政治逻辑,而非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以来,发生在西方的几波全球化就是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冲破政治设立的边界而形成的国际市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用资本、技术和市场逻辑来回应。
第一,中国需要高水平开放。我们所说的“第三次开放”就是高水平开放。第三次开放就是以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精准的单边开放,尤其是在人才、企业和金融领域。开放是核心,没有开放,就很难吸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
 3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
“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那么,具体到科技进步层面,一个国家该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自工业化发生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这也被称为“创新经济”,其核心是技术创新。
新技术的产生对现存社会而言,往往是毁灭性的。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经济利益打击旧的经济既得利益,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迫使现存制度体系进行改革。因此,经济学家熊彼特把这个过程称为“创造性破坏”。
一个国家要突破“中等技术陷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就更有可能出现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我们也可以把这三个条件称为科技创新的“三位一体”模式。这三个条件是:

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与科研机构。

科技创新“三位一体”模式的第一支柱是基础科研。一个经济体的基础科研水平决定了其经济状况是属于前沿经济还是追赶经济。相对世界先进水平而言,中国的基础科研还相当薄弱。
诺贝尔奖的获奖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在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这三大基础科研领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三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和德国。如果用人口数量作为标准化分母来衡量,这三个国家每 1 亿居民的获奖数量在 50~100 之间。目前为止,中国籍的基础科研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屠呦呦一人,中国每 1 亿居民的获奖数量为 0.07。
要想全面提升我们的基础科研水平,就要找到中国基础科研相对较弱的根本原因,通过系统性地重塑与之匹配的教育、管理和软基建系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崛起创造有利条件。
确立科学人口培养系统。大学是培养科学人口的主体组织。在这方面,需要做好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把“科学人口”的数量做大,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兴趣且有能力去从事基础科研工作;二是创造条件让这些人去追求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的能力。
建立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在这个基础科研的管理体系中,行政干预必须尽量减少,更不能用行政逻辑替代科研逻辑。提供开放式的实验室,赋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在不同区域的大学和实验室之间建立横向合作,形成基础科学研究网络。
建设与科学研究相适应的软基建。虽然基础科研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但依然必须有足够的金融投入,解决基础科研工作者的薪资待遇、福利和保障等问题,即“软基建”问题同样重要。
第二,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机构。
科技驱动“三位一体”模式的第二支柱是应用技术。一个国家应用技术系统的综合水平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已经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总的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技术应用式发展阶段,即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和扩散,对其加以应用。
我们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和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被一些人称为“新四大发明”的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都不是我们原创的,我们只是利用我们的人口规模和国内庞大的市场,在改良和推广这些应用上处于领先。
要改进中国的应用技术系统,我们至少需要考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改善“技术人口”的培养系统。“技术人口”所需要具备的能力中最为重要的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工程思维方式和动手这两种能力的叠加。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下一代中涌现出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师,最起码我们要让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基础教育的一个重点目标,并且要把对这些能力的检验纳入升学评价体系。
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需要克服激励扭曲问题。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专利大国”和“论文大国”,但这并不符合实际科技水平。要促进中国应用技术系统的健康发展,必须消除体制内存在的激励扭曲,鼓励长期主义、创新、学术诚信和高质量发展,让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愿意静下心来去做真正能促进隐性技术知识积累的工作。
确立企业在应用技术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在中国,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既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都必须是市场或者商业化导向的。
建设开放的工业实验室体系。工业实验室的市场化改革不可或缺,不能光讲投入、不讲产出。尤其是需要通过开放来有效提高工业实验室的有效使用率。各级政府的工业实验室之间应当互相开放,更应当向民营企业开放。
进行区域劳动分工。区域不均衡表明在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领域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各级政府不应当有“自给自足”的思想、设置各种障碍,而应该通过市场化改革,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第三,必须具有一个开放的金融支持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转化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就金融体制而言,缺失风投体系是中国科技进步最大的短板。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为实体经济和社会经济稳定服务的,无法扮演华尔街金融体系的角色,也很难产生像美国那样的风投体系。
但如果我们借用香港的金融中心优势,就可以获得基础科研和技术应用转化所需要的金融支持。我们最近也在提倡要建立双金融中心,分别是上海金融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金融提供稳定服务,而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中心则基于大湾区各个中心城市的“劳动分工”,通过融合发展构建一个可以跟华尔街竞争的金融中心。
国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组成的基金至少可以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展开:第一,绘制世界产业技术地图,搞清楚如何实现产业升级。第二,利用大数据等工具,预测未来产业。第三,和大学合作,投资基础科研。第四,探索中国版风投体系,投资应用技术的转化。第五,投资新兴产业。政府的产业基金必须向民间资本开放,实现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回报共享。
除了金融和国有资本的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金融改革发挥科技创新作用。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困境在于真正需要资本的科创企业拿不到资本,而不需要资本的企业则“被”给资金。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三条调整路径可以考虑:
一是要推动专为中小型民营科创企业服务的民间金融发展,政府可以根据规定来规制民营金融的规模、服务对象和区域;
二是设立大量的中小型国有银行,专门服务中小型企业,这些银行的考核标准应当和大型国有银行不同;
三是引导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后放出的资金进入这些与民生经济、创新创业有关的中小银行。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金融支持三个条件必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是因为这三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西方,人们把技术创新过程称为“国家、市场和金融”三者之间的一场持续“游戏”。也就是说,国家负责基础研究,市场负责应用技术,而金融负责基础研究到应用技术的转化。缺失任何一个条件,不仅会使技术创新很难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实现持续的进步,更会使得技术创新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
 4 
重新理解科技和创新的
两个底层逻辑
基础科研、应用技术转化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的创新体系具有普遍意义,我们必须重视,此外,中国还必须根据自己的制度安排特征来考量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就科技发展而言,中国制度安排的特殊性在于: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转化普遍脱节,并且基础科研的主体是国有大学和研究机构,而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主要是民营企业。
根据这一特殊的制度环境,我们的政策建议聚焦讨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科技和创新政策的“双轨制”;第二,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
从历史角度看,世界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到英国、法国、德国,再到美国的转移。这一转移过程背后往往存在两个底层逻辑:第一个是“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科学理论”的循环加速机制,第二个是“技术—科学理论和实践—技术”的循环加速机制。

从经验层面看,第一个底层逻辑中短期内在中国不具备实现条件,而第二个底层逻辑在中国已经形成,且主要依赖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决定性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双轨制”的科研体系:
一方面,建立面向民营部门的科技和创新政策“新轨”,以在中短期维持和加强技术创新循环加速机制(第二个底层逻辑);
另一方面,逐步改革面向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技和创新政策“老轨”,逐步推进“体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研究经费资助方以及出版社和学术期刊的发展,倒逼“体制内”相关机构的体制改革,以在中长期创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循环加速机制(第一个底层逻辑),推动中国发展成为下一个世界科学中心。
在西方,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企业的供应链就变得越来越长,也变得越来越开放。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企业之间互相封闭,类似一个不同的土豆,彼此之间毫无关系。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一个产品的各个零部件都由自己来生产,即使有供应链,供应链的长度也微不足道。
因此,中国的企业最为看重的是市场份额,以市场份额来保障利润,而这样做一旦市场饱和,利润就成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封闭的企业缺乏竞争动力。
在当前全球化与现代化逐渐背道而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外部环境面临压力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想要实现技术升级也面临着许多挑战。
保持开放、坚持开放、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是实现企业技术进步的关键一环。而要构建开放的企业系统,需要企业通过延伸产业链、供应链,实现企业之间、国内区域之间和面向全球的三个层面的开放。
同时,除了企业自身应保持开放、实现观念和战略的转变,政府也应通过政策、立法干预,实现省级、国家级统筹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达成更精细化的全国、全球层面的劳动分工,助力企业完成技术升级,引导国家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本文内容整理自《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著,经编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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