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宁对话诺奖得主席勒：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 SARS 时期，对中国是危也是机
《朱宁对话诺奖得主席勒：新冠病毒对中国是危也是机》
本文首发自第一财经
近期，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金融学教授朱宁对话 2013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斯特灵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
面对意外冲击，提振信心是关键
朱宁：正如我们在冬季达沃斯讨论的那样，截至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还在上升。A 股在 2 月 3 日如期开盘，此前国内有呼声称应该推迟开市，你对此有何评价？面对这种外生冲击，证监会等市场监管者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席勒：对这一问题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应对罕见冲击，例如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纽交所暂停交易 4 个月。但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数据或历史经验来得出结论。
纽约大学的威廉·西尔伯（William Silber）对 1914 年纽交所暂停交易一事做过一些很不错的研究，暂停交易的目的无疑是为了稳定市场情绪、避免恐慌。
在 1987 年股市崩盘以及推出熔断机制后，我们也推出了“88 号规则”（Rule 88），熔断机制被触发后，会停止交易一段时间以稳定市场情绪、防止短期过大波动。针对“88 号规则”有很多研究，但可惜的是，我认为我们至今还未得出一个清晰的答案。
我认为现在应该看一下我的书《非理性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以及股市是如何对 1995 年的阪神地震作出反应的。
有时，并非是新闻本身，而是各界对于新闻和新闻相关事实的关注，改变了经济或投资者的心态。政府的信誉对于投资者和世界而言至关重要。政府所展现出的力量和控制力可能也对投资者信心十分重要。
我认为，信心对于中国证监会的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中国而言新型冠状病毒是危也是机。全球的注意力此次都聚焦在中国之上，就好比在日本阪神大地震后各界将目光都投向日本那样。
中国花了 10 天就在武汉建成了一家医院一事传遍全球。 A 股市场也需要这样的信心，来向投资者和国际社会保证，政府对事态是有掌控力的。
全球市场尚未充分感知病毒影响
朱宁：尽管开市首日大跌，但 A 股从第二个交易日开市就收复了部分失地。美股和欧洲市场近期看似都摆脱了疫情的影响。你如何看待截至目前全球市场的反应？
席勒：全球市场还没有充分感受到病毒的影响。过去一周，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New Haven) 有人疑似感染病毒，因此至少很多人都知道了这种病毒，但还有很多地方的人们并不完全理解其严重性。人们的思考不可能总是理性的，也会凭感觉。
现在西方社会还未对这种病毒感到恐慌，因此我认为全球市场并没有对此充分作出反应。美股市场始终表现良好，尽管估值已经很高。如果事态出现变化、病毒在投资者中的恐慌情绪有所放大，情况会有所不同。
朱宁：您认为这疫情如何影响中国一季度和全年的经济增速？
席勒：可以参照 SARS 时期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封路和封城，同时，此次疫情的爆发恰好是在中国春节期间，因此 ,此次疫情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要大于 SARS 时期。
此外，中国在 SARS 时期并没有面临贸易摩擦，情况目前发生了很大变化。我相信中国经济会在疫情结束后复苏，但我还不知道何时疫情才会好转，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朱宁：如何看待疫情对整体全球经济和市场（股、债、商品）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投资者应该如何加以防备？
席勒：国际市场至今还没有特别认真地对待此次病毒。但是病毒还在扩散，也出现了一些恐慌，这是非常正常的，但市场都预期中国政府会采取激进措施来应对疫情，而病毒最终可能会在 3 月底得到控制。
但是否真的能在 3 月底得到控制？会否出现一些新的变异？病毒明年会否卷土重来？我们需要警惕悲观情绪（攀升），这就是为何我用“非理性繁荣”来解释日本的阪神大地震。当时，日本政府被认为是非常有效和强有力的。但当看到日本政府的赈灾措施并非如此有效后，这可能打击了全球投资者对政府救助经济能力的信心。
朱宁：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
席勒：1918 年出现过一场严重的流感，当时出现了短期地产市场的下挫（凯斯席勒房指数（case shiller index ）从 1917 年到 1921 年下跌了 15%），因此的确可能有一些联系，但并不是很大。
全球政府仍需通力协作
朱宁：这次疫情的爆发会如何持续影响全球价值链？会怎样影响中美第一阶段协议？
席勒：很难去理解和评估贸易冲突，我不知道在这一方面有什么专家。航空旅行的限制不仅让人们无法前往中国，也抑制了信息和商业机会，这可能会构成损害。
朱宁：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减税、降低租金、延期社会保险费缴纳等措施。未来还可以用怎样的金融、财政等政策工具来降低疫情爆发造成的冲击？
席勒：政府全力纾困经济和企业的动作非常重要，有助于提振各界对经济的信心。交通限制可能有损经济，尤其是会影响到更小型的企业。这需要关注，因为小企业实际上提供了最多的就业机会。
朱宁：中国未来应当推出怎样的短期、中期、长期的政策组合和改革议程来支持经济最终走出这次冲击？我们在此前的达沃斯论坛期间听到了很多中国对绿色科技和绿色金融的承诺，你认为中国应该做什么？
席勒：中国可能应该更加务实一些，适度降低今年 GDP 的增速目标。我读到一些关于医院短缺的报道，中国应该考虑建设更多医院、培养更多医生。随着人口老龄化、收入上升，这些（投入）会起到作用。
中国也需要保持开放的全球化，与其它国家合作。新冠肺炎可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机遇，因为目前所有关注都聚焦在了中国。中国应该向全球展现其在应对疫情挑战时的责任感。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极佳的时机，可以（向全球）展现其如何推进改革、不断取得进步。
中国显然是绿色科技和绿色发展领域的领跑者。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高。中国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世界其它国家树立榜样。但是，我并不确定绿色发展如何拉动中国政府想要的 GDP 增长。
朱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合作？
席勒：全球政策制定者需要通力合作。病毒正在扩散并成为全球性问题，各政府都应该提振消费者信心。消费者的支出意愿会影响经济，而支出意愿并不仅是经济行为，而是和心理有关，其可能是非常情绪化的。
因此，重要的是全球政府应该通力合作，就像在 2008-2009 年时那样，各国携手提振消费和经济。即使仅是全球合作的姿态也是非常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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