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支柱产业?

新的四大支柱产业市场需求量大、带动能力强,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所以要加快培育,通过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拉动新四大支柱产业振兴。

沉寂多年的“支柱产业”再次被顶层提上日程。
2023年7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此后工信部又在相关文件和会议中提及支柱产业的稳定和培育。
早在1996年开始实施的国家“九五”计划,就提出了要大力振兴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四大支柱产业。在四大支柱产业提出之前,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郑新立,组织课题研究,提出建议。中央作出振兴支柱产业的决策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组织多期讨论专栏,探讨实现支柱产业振兴的目标和政策措施。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中,郑新立有过多种身份,他还担任过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
2023年8月25日,郑新立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专访,提出他所认为的中国四大新支柱产业,为中国经济和企业的下一步发展,以及如何培育新的支柱产业,提供新的路径。
经济观察报:能否复盘一下当年支柱产业诞生的过程?
郑新立:振兴支柱产业,是上世纪90年代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提出来的。当时,经过80年代以农村改革带动乡镇企业的崛起,解决了消费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结束了长期存在的商品匮乏局面,基本解决了温饱。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部分工业品大量依赖进口,满足不了市场需要。为了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时,讨论振兴支柱产业,当时提出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这四大产业,作为90年代振兴的支柱产业。
经济观察报:当年给四大支柱产业定下的目标,实现了吗?
郑新立:现在看来,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振兴支柱产业的目标基本上实现了。电子机械、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比例,由提出时的不到10%,十年后超过20%。
以电子机械为例,当时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依靠进口,机械产品中的一些技术装备也依赖进口。当时的机床工业比较落后,后来引进数控机床五轴联动的加工中心,对于提高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冶金机械、化工机械、轻工机械、发电设备的制造能力迅速得到提高。开始国内不能制造大型火电发电设备,后来通过引进消化再创新,从30万千瓦、60万千瓦到100万千瓦机组,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通过自己制造,降低了成本,每度电用煤大幅下降,达到世界最先进水平。燃煤发电排放的二氧化硫等废气废物,通过脱硫脱硝,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自己能够制造发电设备,对能源工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记得,连续十来年时间,每年新增发电装机都在3000万千瓦以上,3000万千瓦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法国全国的装机容量也不过8000万千瓦。电子工业迅速发展,特别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发展很快,各类家电产品包括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空调等产量迅速增长,国内出现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家电企业。当时国家计委希望扶持一些重点家电设备制造企业。结果是,我们想扶持这些企业,大多没有发展起来,政府没有扶持的企业,却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发展得很好。比如青岛的海尔、珠海的格力,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都居于前列。
经济观察报:石油化工达成目标了吗?
郑新立:石油化工产业在这10年中,对民营企业没有开放。我认为,石油化工产业是四个产业里,距离当初设想的目标差距较大的产业,仅靠三大国有企业,竞争不充分,国有企业当时需要剥离办社会负担、剥离冗员和债务。后来债务剥离解决了,但是冗员的剥离和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摊薄了利润,企业没钱搞技术研发。直到现在,每年进口石油化工产品2000多亿美元。一个传统产业,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到现在还大量依赖进口,存在大量贸易逆差,是缺乏竞争的结果。
最近这10年,石油化工行业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出现了四大民营化工企业,包括浙江荣盛集团、恒逸集团,还有江苏的盛虹和恒力集团,这些民营石油化工企业出现比较晚,发展却很好,与国有石化企业形成了竞争的格局。我相信,要不了多久,石油化工产品大量依赖进口和大量贸易逆差的局面就会结束,特别是精细化工产品,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会逐渐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
第三个支柱产业,是汽车制造。这个产业发展得非常好。一开始,针对要不要发展轿车,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轿车作为一个现代文明标志和重要消费品,肯定要进入居民消费领域。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对的。到现在为止,轿车工业从引进合资,到发展内资的汽车工业,特别是民营汽车工业,出现了像比亚迪、吉利这样全球有名的企业,今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跃居世界第一,标志着汽车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浙江吉利曾在艰难生态下顽强生长,创造了中国民营汽车工业通过国际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路径。它一共进行了六次较大的国际并购,特别是并购瑞典沃尔沃非常成功,并购以后,管理人员依靠当地原公司人才,不但没有精简员工,反而增加了就业。沃尔沃嫁接到中国市场上,通过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使沃尔沃获得新的生机,发展得很好,瑞典也很满意。后来它又并购了奔驰汽车公司,成为奔驰的最大股东。通过国际并购,学习到国外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利用中国规模最大的市场来降低成本,提高技术水平。
所以四大支柱产业里边,我认为汽车工业是最成功的。
第四个是建筑业,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支柱产业。改革之初,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7平方米。后来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宅商品化,形成建筑业市场,允许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充分竞争,建筑业在9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成长出一大批房地产业的大型企业。现在,我们城镇人均住房面积接近40平方米,满足人民的住房需求。
目前,房地产业还有一定发展空间,改善性住房需求仍然很大。随着城市更新和城市化发展,必然出现城市郊区化趋势。刚开始时,人口在市中心区域集聚,带来了交通拥堵,城市逐渐会向郊区扩散。比如上海曾借助世博会,从市中心向郊区迁出去300多万人口,市中心人口密度过高的状况得到改善,在郊区建立了休闲区、居住区、工业区、商贸区,形成了很好的城市布局。城市布局的调整,也会带来住房的需求。最近国务院提出要对国内20多个超大城市进行城中村改造,能够拉动不小的房地产建设需求。城市更新,包括城市停车场建设、海绵城市、老房加装电梯改造、口袋公园、城市管廊建设等,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需求。现在我们有近3亿农民工,随着部分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买房、租房,为农民工提供保障房、廉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也会带来城市住房的需求。
所以建筑业是一个持久不衰的支柱产业,即使在发达国家,住宅业虽然很成熟,但现在仍然是一个支柱产业。我到荷兰考察,发现荷兰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50%仍用于住宅建设,基础设施中的道路建设可能会饱和,但是住房需求会不断升级。
经济观察报:如何看待当前国内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困境?
郑新立:当前国内房地产业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面临资金困难,甚至有可能倒闭。这是一种调整,不会像日本那样,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带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停滞。目前一些大的建筑房地产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是房地产业快速发展30年后出现的一种调整,通过这种调整,房地产业会更健康。那些经营比较稳健、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会更健康地生长下去。
如果说80年代我们通过农村改革、乡镇企业崛起实现了经济起飞,那么90年代通过四大支柱产业的振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经济观察报:如何定义新时代的支柱产业?
郑新立:现在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第五个10年,老的支柱产业还有一定的发展和提升空间,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基本完成,产业升级面临着新的任务,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新的支柱产业。
我认为,第一是数字产业。围绕发展数字经济,首先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这又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泛在移动和有线互联网、物联网;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提升效率和服务水平;三是科研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的标志性产业,应当包括数字生成、数字传输、数字储存、数字模型、数字孪生、数字计算、人工智能和芯片、计算机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有一些标志性产业和能源,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的发明,主要能源是煤炭,出现了火车、轮船。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内燃机的发明,出现了飞机、汽车,主要能源是石油。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的应用为标志,催生了当代整个工业文明。现在,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能源是绿色可再生能源,标志性产业是数字经济。我们正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经济升级,用当代人工智能、信息网络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智能化数字化改造。
比如苏州市,今年规模以上企业就可完成数字化改造。哪一个企业觉悟早,率先进行数字化改造,这个企业就能够率先获得增长的动能,提高市场占有率。华为、腾讯、阿里、中兴等公司都在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改造,为企业提供这方面服务。
数字经济或数字产业将会成为新时代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现在看来,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数字化改造之后,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企业用工减少,产品质量提高,最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的第二个支柱产业,我认为是绿色能源,或者叫新能源,包括零碳或者低碳能源,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国家,一年排放超100亿吨,其中工业排放超过70%,火电超过40%,所以减碳的重点是逐步用绿色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制造业中,冶金、化工、陶瓷、水泥等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大户,减排任务艰巨,但也有减排成功的典型。比如冶金行业里,宝钢现在正在试验用氢气炼钢,实现排放废物资源化利用。我国钢产量已超过10亿吨,占全世界的50%多,钢铁产业要重点进行绿色化转型。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还剩七年时间。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关键就是能源结构要进行调整。
第三大支柱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包括大型精密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制造,比如大型客机。我国通用航空刚起步,跟国外比起步晚,差距比较大。下一步,应加快通用航空业发展,这就需要加快飞机制造业发展。目前我国在大型数控机床、加工中心的制造上,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要加快发展。
新时代第四大支柱产业,我认为是生物工程,包括生物医药、医疗装备、中医现代化,以及动植物育种等。这些产业我们跟发达国家比,差距比较大,大型精密医疗设备基本依赖进口,比如对癌症的治疗,我国的手术率是某些发达国家的10倍,原因在于治疗设备落后,国外已经常见的用质子加速器进行癌症治疗,在国内刚刚开始。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支柱产业。90年代的四大支柱产业带动了中国20年到30年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基本实现工业化。新的四大支柱产业的培育和成长,将会支撑中国的持续发展,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新动能。
我认为,新的四大支柱产业市场需求量大、带动能力强,有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所以要加快培育,通过科学技术自主创新,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拉动新四大支柱产业振兴。当然,老的四大支柱产业还有一定的成长空间,通过绿色化、数字化改造,让它们焕发青春,不断提高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经济观察报: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主要是从地位、作用去判定它是否为支柱产业。上世纪90年代,您牵头研究振兴我国支柱产业的对策时,曾提出一些定量的标准,比如工业增加值在GNP 中的比重达到5%左右,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等等,那这新的四大支柱产业,有过哪些定量研究,或者讨论?
郑新立:现在还没有。中央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这是我自己判断的新四大支柱产业,它们占GDP比例,不会低于老的四大支柱产业比例,将来在发展中提高到整个GDP的20%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从老的四大支柱产业,到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之间,有没有出现过其他潜在的支柱产业,这么多年有过什么变化?
郑新立:根据这些年的情况,老的四大支柱产业按照发展规律,根据市场需求,正在向新的四大支柱产业转变。这就是我们产业结构的一个转型过程。当然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也不能包括全部产业,比如高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像技术市场、金融、风险投资、各种基金、股票市场等,都很重要,但他们毕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整体来讲,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还明显偏低,今后服务业还会保持较快增长,我们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时,提出改革对服务业的税制,过去限制服务业发展,后来认识到服务业的重要性,把对服务业的营业税改成了增值税,营业税比增值税税负重1/3左右,通过对服务业实行跟第二产业相同的增值税以后,它的税负下降了,所以服务业出现快速增长的局面。现在看来,服务业无论是增加值占GDP比重,还是就业比重,跟发达国家在我们这个发展水平的时候来比,比例也明显偏低,特别是公共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明显偏低,主要是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比例偏低。通过发展服务业会为新支柱产业的振兴提供良好的条件。所以要说变化,主要是指服务业在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
经济观察报:从政策角度讲,发展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什么路径比较合适?
郑新立:现在新的四大支柱产业振兴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跟9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主要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特别是全国统一大市场越来越完善,国际交换规模也明显扩大。所以,新的四大支柱产业的形成,比起老的四大支柱产业的条件要好得多。特别是新的四大支柱产业里,出现了科技研发上走在前列的民营企业。现在已经消除了对民营企业准入的限制,石化产业过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进入,汽车行业过去对民营经济虽然开了门,但开得不够大,进来的几个民营企业,有一些发展起来了,如比亚迪、吉利、长城等,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在数字经济中,华为已经在全球确立了不可撼动的领先地位,去年一年的研发投入达到1615亿元。所以,再制定一些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来扶持某些企业的发展,已经没有必要。如果制定产业政策,就制定一个普惠的功能性的鼓励政策。比如对芯片,对减碳等,不管国有、民营还是外资企业,只要到中国来发展,在提供优惠贷款、贴息补助等方面都应当一视同仁。
经济观察报:最近几年不怎么提支柱产业,现在突然又说。培育新支柱产业之类的表述,这么多年也很少见了。
郑新立:的确,现在中央文件里还没明确提出新的四大支柱产业是什么。从现在发展趋势看,我觉得这四个产业发展最快、影响也最大,符合技术进步方向,应当成为四大支柱产业,应该对新的四大支柱产业采取鼓励政策,给予支持。
还有很少讲的原因在于,这些年我们对产业政策,有一些争论,但是现在美国反倒向我们学习产业政策,想复制中国的经验。比如芯片产业、人工智能,对这些产业限制出口,政府拿出500亿美元鼓励外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美国最近又推出限制美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某些高科技产业的法令,完全违背市场规律。
经济观察报:其实前几年出现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
郑新立:这种争论,国际上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我们曾提出,产业政策应当由选择型向功能型转变。选择型产业政策就是政府选定一些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或企业,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功能性产业政策就是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确定有利于技术进步、改善环境、降低消耗等发展方向,凡是符合这个发展方向的,不管哪一类产业或企业,国家都给予一视同仁的优惠政策支持。
经济观察报:民营企业在新的四大支柱产业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激发民营企业参与其中的活力?
郑新立: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在整个国民经济里边已经举足轻重,出现了一大批在各个领域领先的企业,包括华为、腾讯、阿里等已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尤其要向华为学习,华为不抱怨也不期待政府给优惠政策。华为在成长过程中,有政府部门主动提出,有困难吗?要补助吗?华为都拒绝了,自己咬紧牙关,宁可在别的地方少花点钱,但在研发投入上毫不吝啬,每年研发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10%,如果年底时研发经费没花完,就要查找原因。对比来看,华为的研发投入比科创板所有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总和还多,对整个国家技术进步带动作用非常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都要向任正非学习,不要抱怨和观望,政府现在提供的这些鼓励政策,足以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美国打压和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一要加大研发投入,二要发展成外向型经济,练好自己的内功,从而为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发展局面做出贡献。
经济观察报:这确实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营企业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现实的困难,出现了一些不确定的状态,应该看待?
郑新立: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的好多决定已经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支持非公经济发展,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同等保护,应该说,这给我们民营经济吃了定心丸。当然,在获得银行贷款和项目审批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公正的地方。作为民营企业家,应当看到党中央的这些政策,看到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关心和支持,把企业自己的事情做好,特别从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开拓国际市场方面下功夫把自己做大做强。
我相信一个合法经营的企业,在中国有充分的生长空间,有肥厚的土壤,特别是中国距离2050年现代化目标还有很长距离,人均GDP水平还比较低。未来一个时期,全世界最好的投资机会、最好的发展环境在中国,所以还是要向国内办得好的民企学习。荣盛、恒逸、盛虹、恒力这四大石化企业,为什么诞生在浙江和江苏?为什么深圳出了华为、中兴、腾讯等电子信息企业,应当认真比较、分析、研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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