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有可能颠覆现有银行体系

【摘要】要变革现有银行体系,一定是来自其它力量的推动,而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很可能就会是促使现有银行体系变革的一颗种子。


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有可能颠覆现有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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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有可能颠覆现有银行体系


本文作者:刘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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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央行研究并发行数字货币消息越传越广。2019年8月10日,央行支付结算司某领导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表示”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对于一个移动支付高度发达且早已习惯无现金支付的社会来说,收到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这条消息的第一印象通常是没有印象,是毫无感知的。但是随着信息了解得越来越深入,笔者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通常被各级领导、专家有意或无意忽视,那就是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很可能成为颠覆现有银行体系的一颗种子。


在分析问题之前,先厘清一些有关货币的概念,尤其是数字货币的概念。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货币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因法律而生”,我国央行发行的货币是人民币,属于法币。


人民币现金,在支付层面上具有”主体对应”(Object)特点,交易时并不记录交易信息,意味着”钱货两讫”、”现钞在谁手上就是谁的”。匿名性好,但交易成本高,被盗或丢失风险高,没有利息等回报或额外服务。


人民币银行存款(各类借记卡等),是电子货币,本质上是货币的电子支付方式。在支付层面上具有”声明对应”(Claim)特点。当交易发生时,买家将银行账户的价值额度通过声明方式转移给卖家,交易依托于一个复杂发达的支付体系。实名且完整记录交易信息,但交易便捷、被盗或丢失风险小,甚至还有利息回报或额外的信贷服务支持。目前全球最多的支付都是”声明对应”类的。目前货币形态的主流就是电子货币。微信、支付宝基于绑定的银行卡的”快捷支付”均为电子货币支付模式。


一些单个体系内流通的如Q币、点券、微币等,只能购买自身系统内部的服务,不能购买体系外的实体商品和服务,与法币只能单向兑付(法币可以购买Q币,但Q币不能兑换成法币),属于虚拟货币。


比特币属于加密货币(CryptoCurrency),即使用了密码学原理,以确保交易安全和控制交易单位。技术上属于数字货币,但实际应用上(禁止交易)更多的被看成一种特殊的虚拟货币。


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是一种以数字形式呈现的货币,肯定是电子形式,没有物理实体。会是某种形式的加密货币。肯定是法币,不是虚拟货币,具有实体货币的价值功能,可用于交易、支付和转移,并且不受地域限制。


据第三方分析预测,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有如下两种类型。一类是”账户版”(Account Based),一类是”Token版”(Token Based)。


“账户版”CBDC简单来说和现在的商业银行帐户体系非常接近,但在CBDC的设计体系中,二者的主要区别就是央行数字货币要求账户开在央行而不是商业银行。具体流程为:支付者需要登录央行的帐户–申请付款给收款方在央行的帐户–央行的总账本记录结算和交易信息–完成交易。


“Token版”CBDC当然需要央行创新一个”wallet”产品(wallet形式大家各自脑补),交易发生时,用户A通过发送”Token”,将数字形式的钱转移到B。这里的Token含义应该是”可流通的加密数字权益证明”。Token版也不可能完全匿名,一定需要一套身份验证机制以及清结算体系。


据说中国央行数字货币是Token版,而不是账户版,侧重的是对M0的替代(流通中的现金)。原因很简单”账户版CBDC会增加商业银行的融资成本,同时央行信用优于商业银行,也会导致金融脱媒、风险过度集中等多种问题。


说了这么多,货币不就是央行发行的吗?现在将一部分现有货币转化为数字货币,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了吗?


确实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前货币是央行发行的,但也不完全是央行发行的,央行直接发行只有现金货币(M0)。


2019年11月末央行网站上公布的我国广义货币量M2(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196.1万亿。其中现金货币只有7.4万亿,占比3.8%;活期存款48.9万亿,占比24.9%;定期存款(含非支票型储蓄存款等)139.9万亿,占比约71.3%。也就是只有不到4%的货币是央行直接发行的,其余的96%的货币是怎么来的?


回顾一下基础的货币银行学问题,绝大部分货币是商业银行通过信贷创造出来的,央行通过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等工具手段间接调控。假设不考虑流通中的现金漏损率(都转化为银行存款),假定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10%,商业银行A收到第一笔存款100元,将10元作为法定存款准备金上交给央行,90元放贷出去,贷款人通过交易将90元又存入到商业银行B,商业银行B又将剔除法定存款准备金的81元放贷出去,当次数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全社会存款总额为1000元,全社会贷款总额为900元,100元为央行存款准备金。


可见某种程度上货币量与贷款量是可以划等号的。2019年11月末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52万亿,如果仔细核算,基本应该等同于M2减去现金、存款准备金、金融机构直接投资资产。与2001年相比,M2由15.8万亿增长到196.1万亿,增长了11.4倍;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由11.2万亿增长到152万亿,增长了12.6倍。


货币量基本等于信贷量,信贷量又基本上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盈利,因此宽松货币政策的第一受益人一定是商业银行。2008年以前中国移动是中国最赚钱的公司,2009年第一次被工商银行超过,当年工商银行税后净利润1294亿,超过中国移动的1152亿。2018年工商银行税后净利润达2987亿,远远超过中国移动的1178亿,后者2019年还很可能大幅下降。而且农行、建行税后净利润均超过2000亿,工行也接近2000亿,稍微有一点规模的股份制银行也逐步接近1000亿的水平。


总而言之,当前的货币是商业银行通过放贷来创造的,商业银行创造货币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债务陷阱悖论”。当一家银行贷款给你时,给整个社会增加资金量,当你偿还贷款时,减少了社会的资金量,资金注入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公众借用它。如果你希望经济体中有更多的钱,那就需要我们承担更多的债务。如果我们希望经济体债务较少,那么我们拥有的钱就更少。要么背负债务,要么进入经济的衰退–没有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债务陷阱悖论。这个悖论将导致系统最终走向可预见性的崩溃。


中国债务约是GDP的2.6倍,日本最高,约接近4倍。几乎大部分现代经济体债务水平超过本国GDP。有一本书《没有银行的世界》,对此有详细的案例。如2014年英国央行统计,共有2.2万亿英镑的存款和2.6万亿英镑的债务。实际上的资不抵债。作为一名英国居民,在1997年的国债份额是8900英镑,2014年是20577英镑,2015年预计35600英镑。如果你住在英国,你就已经欠下超过3.5万英镑,尽管你可能一分钱都没借。你的那份国债的利息每月约是81英镑。也就是说每天花在利息上的钱是1.2亿英镑。政治家之所以热衷于借钱,是因为这比增加税收,冒失去选票的危险更容易,因此这个数额还将继续增加。


没有其他人可以负担得起借款时,政府开始介入。最终,政府不得不拖欠债务,宣布破产,政府的信用评级被下调,支付养老金的养老保险人是政府的主要债权人,他们将忍受政府违约。也就是说债务苦果终将被全社会承担,其中养老保险人(现在或将来的老人)将是典型的受害人。


另外,经济在繁荣与衰退中波动,债务愈趋恶化。


繁荣时,银行放贷越多(货币供应量加大),你就会花费越多。当你感觉更自信,你会借更多的钱,导致更多的贷款,银行会创造更多的货币。繁荣时带来的价格普遍上涨-通货膨胀,将储户(存钱的人)财富转移给那些拥有产权、黄金和其他资产的人。富人不会以货币的形式持有他们大部分财富,所以对他们不会造成影响。但中产阶层和小康阶层,会将财富充分分配给那些持有巨大财富的人。


衰退时,你不再越借越多(也借不到),相反越还越多(货币供应量减少),最终会有人无法偿还。随着人们开始破产,银行停止贷款,经济中的资金量开始萎缩。


这个循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每次经济衰退政府会更深一步的加重债务,增加你的税单。


第二个问题就是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其根源在于缺失信贷伦理。


在通过信贷创造货币的过程中,银行拥有并花你的钱,征求过你的意见了吗?没有,你可能认为这些钱存在自己银行账户里,就是你的。但实际情况是,当你把钱存入银行时你的钱就成了银行的合法财产。


银行可以不顾你的想法用你的钱进行投资,银行可以把你的钱借出去,不管你乐不乐意,这笔钱会用来做什么你毫无选择,银行可以用它来操作任何银行认为高收益的事情。


这是一个伦理问题,在过去(非互联网时代)是存在合理性的。首先在降低资金交易成本方面,银行票据结算成本大大低于现金/通货,这解释了钱为啥要存进银行。其次非互联网时代由于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过高,个体到个体的放贷无法实现,通过银行代理人进行放贷效率更高,这解释了为啥都通过银行放贷。


但事实上,银行的投资同样存在巨大的错误与风险。我们在银行里的存款国家并不保证全额刚性兑付,每家银行每户只能保证50万。超过50万的部分,当银行破产时是不能承兑的。


诸如2008年前的美国房地产投资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错误的投资导致的亏损会导致你存的钱缩水,无法承兑。有机构对债务危机的国际银行投资分析,创造出的货币只有13%用于小型企业去创造就业机会,并真正提高可持续生产力。87%的钱被用于制造房地产泡沫、金融投机炒作、消费贷款和大型企业贷款。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对银行的强监管,都是在遏制资本的贪婪,尽一切可能的规避整个体系的系统风险。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曾说过”在众多组织管理银行的方法中,今天我们恰好用了最坏的一种”。


然后,当央行能够直接发行除现金以外的数字货币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都有了解决的可能。


首先,提供了一种可能,将人们的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为”经常账户”,仅用于交易支付;一部分为”投资账户”,为了追求利息回报,允许银行放贷。这样解决了信贷伦理问题,也大大缓释了风险。因为银行仅使用储户愿意共担风险的”投资账户”中的资金,同时银行要向储户披露如何使用投资账户资金。这样提前明确共担风险的”投资账户”资金必然不会存在刚性兑付问题。


以央行数字货币的”账户版”为例,人们在央行注册账户,将存款转移到央行的账户,实质就是将资金转移至”经常账户”。央行的数字货币是100%兑付的,但没有任何利息。央行数字货币的”token”版也会起到类似效果,但可能效果没有”账户版”那么明显。


如果央行没有发行数字货币,央行直接面对公众的货币只有现金,而现金无法实现电子化交易,因此很难在现有商业银行体系强行要求设置”经常账户”与”投资账户”。央行只要发行数字货币,一定会某种程度上分流现有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相当于在现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外再加了一个经常账户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能力一定会减弱。


其次,提供了新的无债货币进入经济的可能。无论哪个经济体,都希望尽可能的保持货币供给的独立性,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货币政策。但是现有的货币负债发行模式无法规避”债务陷阱”。


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第一次使得除现金以外的新的无债货币进入经济体成为可能。比如每年十数万亿的财政支出,就是央行直接数字货币发行的一个渠道。比如将无债货币投入经济用来偿还国债。如果需要参与信贷,一定会由人们自主将央行的”经常账户”资金转移到银行的”投资账户”才行。


由此可见,无论央行的数字货币是那种形式,只要是直接面向公众,都会对现有的基于商业银行信贷创造货币形成明显的替代。虽然现在金融科技的声音较大,但实际距离真正金融机构还有较大的距离。


以银行为例,商业银行货币的支付和清算需要绝对安全和无风险,银行天然存在拒绝创新来确保无风险的可能。历数一百年来的金融创新,实际上对人们生活生产产生便利的只有上世纪的ATM机与本世纪的快捷支付。其中本世纪的快捷支付其根源来自互联网电子商务(非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推动,而非金融机构自身的推动。


卡交易与快捷支付的兴起使得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前所未有的方便。简单的跨行电子转账过程,实际上背后是数字支付系统对成千上万条进程和系统的处理。


创新意味着变化,而变化意味着风险,防范风险是银行的本能。因此要变革现有银行体系,一定是来自其它力量的推动,而央行直接发行数字货币很可能就会是促使现有银行体系变革的一颗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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