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扬:哪些是汽车产业的管理难题

最近,党中央发文要求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志强调:“坐在办公室碰到的都是问题,下去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高手在民间”。盖因为我们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对内改革又进入深水区,坐在办公室里沿用老办法,不能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难题,必须走出去调查研究。
我国汽车产业有哪些重大的管理难题呢?应该是既有多年未能良好解决的行业痼疾,又有进入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以笔者愚见,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如何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在当前的创新引领新阶段,有一些新技术尚未发展成熟完善,全世界都缺乏成功的经验,应该如何管理?原有的法律法规不能完全适应,如何调整?国有企业管理严格,在考核时如何包容失败?最近发布的工信部和公安部关于智能网联汽车准入与上路试点的文件,以及国家市场管理总局提出了对新能源汽车进行“沙盒”管理的新思路,都是有益的尝试。其实,随着新技术的应用,对于原有法律法规有所突破,实践一段时间后,再对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是我国一直运用的成功经验。需要注意的是,在政府行为合规性日益严格的情况下,对于法律法规的修订,更需要及时跟上。
二、产能过剩问题。我国对汽车制造业一直有很严格的准入管理制度,目的是保证资源利用效率,防止产能过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不应该限制产能?在当前新旧技术交替、新老产品交替之际,产能利用率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沿用原有的严格准入,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管理初衷?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粗浅的看法是:首先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应该直接管产能,对于市场空间大的产业方向,投资建设热情高;随着市场变化,产能利用率合理波动,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政府对于产能间接调控可能更好,重点应该在完善投资者责任自负制度,对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应该规范,并及时向社会发出预警。事实证明,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效果并不好。例如,我国的钢铁产能,在达到年产三亿吨时,就有人认为产能过高,实际上是达到十亿吨以后,才在市场的作用下稳定下来。
三、外资管理问题。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大方针,但是在汽车产业,我们还需要保护中国品牌。所以,对于外资在中国汽车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我们一直有政府管控。现在我国汽车产业的形势有了质的变化,主要矛盾正在由防止外部冲击转为中国汽车产业需要走出去,原有的政策要不要调整?合资合作形式正在多样化,管理上要不要合理松绑?对于那些经营不善的合资企业,可不可以允许外资接过去经营 ?对于外资管理,笔者总体想法是,在竞争实力此涨彼消的前提下,应该对外资管理更宽松(不是更优惠),关键是对国有、民营和外资要公平对待,我们需要用加强对外经济上的合作,换取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四、地方政府重招商轻市场的问题如何解决?主要问题应该在税制,原因是地方政府在生产端收益大,市场端收益小。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一般性号召不解决问题,严格控制项目审批效果也不好,看来需要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税制改革影响面大,影响深远,需要深入的调查研究,广泛地征求意见。近年来,已有一些增加地方政府税收的改革,但是力度还不够。
五、关于智能网联汽车如何与智能道路、智慧城市、智能通讯相融合的问题。主流专家认为,单车智能方向发展终会受限,需要人、车、路、网、云、图密切协同发展,更有外国专家指出,中国在这方面最具备条件。因为中国政府管控能力强,也因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正处于高位,智能道路、智慧城市、智能通讯易于实现。事实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制度优势,而下一步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也期待能够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促进相关产业间合作。
六、国企改革问题。与其他制造业相比,汽车制造业的国有企业的比例是比较大的,至今仍然是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虽然国资委也对国资管理进行了一些改革,意在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技术创新、市场转型速度比较慢,人才流失严重。主要原因是对创新失败的包容措施不够,对创新人才的激励机制远比不上市场化的创新企业。主要措施建议考虑如何落实对于创新失败的包容措施?如何对标社会上的创新企业,建立激励机制?在控制干部薪酬的同时,如何提高创新人才的薪酬和权益,以达到与民营创新企业竞争的水平?
总而言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汽车产业自身和内部外部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根据新的情况调整汽车产业的管理思路,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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