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启敏院士:医疗科技创新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詹启敏,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2002年,在美国留学和工作生活17年的詹启敏,毅然放弃了美国优厚的待遇,投身祖国的医学发展。
长期致力于肿瘤分子生物学和医学转化研究,积极推动医学科技创新,在国际上率先发现和系统揭示了细胞周期监测点关键蛋白的作用和机制。近年来,在基因组研究方面,全面系统地揭示了食管癌的遗传突变背景,为掌握食管癌的发病机理、确定研发临床治疗的药物靶点,提供了理论和实验基础。
多年来,在繁忙的科研和教学之余,坚持每年带领欧美同学会医师协会的同仁,赴老少边穷地区义诊,开展健康扶贫,并与当地建立起长期定点帮扶合作机制,为推动我国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从过去的看病“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到如今的“B超、CT、核磁共振”;从过去背着药箱走街串巷的“赤脚医生”,到现在互联网医生的远程问诊;从条件简陋的乡村卫生所到当今的现代化医院,医疗条件、医疗水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我国医疗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还很突出。优秀的医生与先进的医疗设备,大都集中在一线城市,农村则缺乏优质的医疗资源,基层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重大疾病的早筛、早防、早治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我国健康事业发展处在最佳历史机遇期

健康是人类自身最根本的追求,也可以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最高追求。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健康事业的发展。中国用全世界大概2%左右的医疗资源,支撑了将近全球20%人口的医疗服务需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谈到健康,全世界都有一个公认的指标,就是预期寿命。《2021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93岁提高到2021年的78.2岁。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35岁,当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传染病、各种疾病,导致中国人死亡率非常高。

另外,国际上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健康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孕产妇的死亡率,1949年中国孕产妇的死亡率是每10万个孕产妇有1500人死亡,2021年这个数据是16.1/10万。另外一个重要指标是婴儿的死亡率,1949年是200‰,就是说每出生1000个新生儿,有200个会发生死亡。2021年是5‰,基本上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觉得还有一个数据是应该感到自豪的,就是中国现在保险的覆盖面。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第六次卫生服务统计调查报告》显示,调查地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6.8%,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基本医保参保率分别为96.1%和97.6%。

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整个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我们的疾病防控能力得到了很大加强。
医疗科技创新要在哪些方向发力

当然,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健康发展的需求,我们还要更加努力。今天中国健康事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一样,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包括:重大疾病的防控形势比较严峻;新发突发性传染病危险因素持续存在;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未来要根本性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靠人才,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科技手段。

医学发展到今天,前沿地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生命组学,包括了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表观遗传组学、免疫组学、微生物组学。这些组学,实际上就是人类遗传和性状表现的一个最基本的生物学支撑结构体系。每个人都有一个基因组,这个基因组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性状。但基因组也会改变,基因组的变化有时候就会导致疾病,有些肿瘤就跟基因组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基因编辑。现在对基因、对很多的细胞在遗传学的角度上,可以进行操控和进行编辑。这种编辑,按照医学发展的目标,是为了去除疾病,去除一些有病的基因和遗传的片段,让人类能够生活得更好。当然要同时受到法律法规和伦理规则的调控。

第三个就是人体微生态。在我们的身上,无论在肠道、口腔、皮肤,还是身体各个部位都有和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如果有利于我们身体的,我们经常把它称为益生菌。如果没有这种益生菌,我们人体也是很难存活的。现在关注这些存在于我们体内的微生物,就是为了了解我们体内的微环境来促进我们的健康。

第四个就是精准医学。这是目前发展得比较快的一个领域,因为现在我们有手段、有条件,也有能力来完成这种量身定制的医疗手段,对每个人的发病风险可以进行评估,对生了病之后用什么药物比较敏感、比较有效,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把握,这就是精准医学。

第五个是液体活检。对很多的疾病,特别是对肿瘤,通过液态就是通过血液,还有其他体液里边一些分子的改变,可以预测我们身体有哪些问题,这样就可以在早期把一些肿瘤解决掉。解决肿瘤的有效办法之一,或者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肿瘤的早诊早治。一个早诊的病人,医疗费用是中期病人的1/8,是晚期病人的1/100,所以我们就希望很多的疾病能够在早期被发现。不光是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包括跟神经退行性病变导致的相关疾病,早期诊断也尤为重要。

第六个是多模态跨尺度的影像。这个影像装置对于一个病人的诊断,可以从分子层面到细胞层面、器官层面再到整个肌体,可以对一个人的疾病有特别好的把握。

第七个是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对组织器官的修复替代,对器官的重建、制造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做了很多的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手术的瓶颈是什么?缺少供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专家,在为一位病人成功切除了15厘米长的脊柱之后,用3D打印的脊柱给病人作了很好的修复,这个病人目前正常地在生活,甚至还可以保持合适的运动。

第八个就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通过大数据,我们会了解到,在中国哪个地区容易犯哪种病,和什么因素有关系以及是和环境有关系还是和生活方式有关系?在临床上也是这样,每一类病人对什么药物比较敏感,哪一种病人对哪种药物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大数据可以帮我们分析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把被动和盲目性逐渐给它抹掉。

关于人工智能,最近有一个比较重大的进展,作为医学界的同仁,我也感到非常的震撼。北京积水潭医院的专家,通过人工智能远程交替地操纵两台异地的机器人。一台手术是在嘉兴,患者是腰椎骨折;另外一台手术是在烟台,患者是胸椎的椎体爆裂骨折。北京的医生通过人工智能操作机器人,远程操控在嘉兴和烟台的两台手术。边远地区、小地方、小城市,医疗资源不如北上广,我们一方面派医疗队到那里,另一方面利用现代科技,协助那里的医生做手术。

今天进入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经常大家就会问,科技手段这么发达,可以解决这么多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医生?我想不会。医疗的基本模式是医生和病人,科技手段无论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纳米材料、手术机器人,还是靶向治疗,都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是一种科技手段。

人工智能可以提高医疗水平,但是不能替代医生。另外,根据我们对医疗服务的定义,医疗服务不仅仅等于医疗技术服务,医疗服务是医疗技术加上医学人文。因为医学不仅仅是科学,医学除了是科学,还是人学,还是社会学,所以医学人文的情怀是永恒的。我们让这些高科技的产品,包括人工智能变得有温度,就要把医学人文融入科技发展,尤其是融入人工智能发展。

相信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通过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我们一定能够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来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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