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镇化到工业集聚,长江上游如何奏响生态交响曲?

从城镇化到工业集聚,长江上游如何奏响生态交响曲?

作为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战场”,长江上游地区承载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双重压力。面临“化工围江”困境下的产业转型之痛,以及流域内各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业集聚质量非均衡发展的现状,长江上游地区将如何探寻城市协同共赢之道,共绘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新画卷?

从城镇化到工业集聚,长江上游如何奏响生态交响曲?

“化工围江”的破解
长江,覆盖了我国9省2市,占据了全国近21%的国土面积。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GDP占全国比重均超过40%,这个“黄金水道”可以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
而沿带丰富的矿产资源、低成本的水路运输优势、巨量的水资源供给,以及周边广阔的消费市场,也吸引了一大批企业在沿江地带进行发展。
经过多年发展,目前长江经济带集聚了化工、能源、冶金、建材以及机械制造等大量重化工企业。
然而这种“化工围江”的现象,却给如今长江的生态环境改善与绿色发展带来较大的阻碍。
2014年,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气如NOx、SO2、烟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就分别达到了全国相应污染物的32%、34%和28%。
日益严重的废弃排放、大量固体废物的堆积、多起较大或重大污染事件的发生,以及市场上产业结构改革与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的呼吁,长江地带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挑战。
为解决“化工围江”问题,坚定不移地推动长江化工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2021年《长江保护法》正式实施,为长江地带的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治理与修复、绿色发展作出了规划与管控。
相应地,沿江的多个省市也纷纷“铁腕护江”,探索“化工围江”的破解之道。
位于长江中上游分界处且作为长江经济带关键节点的宜昌,其化工产业规模一度占据了当地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甚至是全省化工产值的三分之一。
但自2016年以来,通过对化工企业实施“关改搬转治绿”的措施,已有超过38家化工企业被关停,55个企业进行改造。
2018年,由于宜昌化工产业转型与升级表现优异,其破解经验被国家部门通报表彰;2019年,其典型经验做法在沿江11个省市得到推广。
目前,虽然还是有一些转型阵痛,但宜昌市仍在积极推动企业搬迁转型、技术升级及产业链高端化延伸,并监控水质与生态环境,通过多种渠道给予资金支持。
当然,安徽、上海、南京、四川泸州等地也纷纷走在产业转型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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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目前长江经济带内上中下游的工业化转型进程并不相同。
得益于沿海区域、金融经济与科教创新支持、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长江下游的上海、南京、苏州等城市,工业改革进度快,取得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虽然中游城市的经济表现不及下游,但其以武汉为中心,包含了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为主体的特大型国家级城市群,相较上游具备更强的经济发展与改革支持实力。
相比之下,长江上游地区如四川、云南等等,其转型的经济支持实力的确没有那么大。
但长江上游地区占据了整个长江近46%的平均径流总量,长江经济带72%的水电装机容量、60%的物种数量以及47.3%的生态服务价值,也是西向要素的重要承接地以及西南内陆市场的核心。
这些都使得长江上游地区的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发展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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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
对于地区的高质量绿色发展,区域内的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的协调发展具备强大的支撑作用。
在新型城镇化水平上,不可否认,上游地区在城市人口规模、人均GDP、城镇化率方面都与中、下游存在较大的差距。
即便如此,上游地区整体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仍有所提高。
长江上游包括的青海、西藏、四川、云南、重庆、湖北6个省级行政区中,云南、西藏的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率排名末尾。
通过实施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放宽城镇地区户口迁移条件、健全并完善居住证制度、畅通城镇地区的人才落户通道以及简化业务办理手续,云南省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较“十二五”末提高了5.76%,达37.06%。
而西藏,虽然其在地理位置上或者经济发展方面不具备什么大的优势,但是在综合承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的增强下,2020年其城镇化率也突破了“十三五”初期的27%,达到了32%。
相比之下,其他4个省市的城镇化率还是比较高的。
湖北在过去的10年间,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猛,随着社会功能的完善,城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也大幅提升。2020年,全省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60%,较十年前提高了13.19%。
2019年,青海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5.52%。此外,重庆、四川城镇化率也已经超过了48%、56%。
除却城镇化率之外,新型城镇化水平还要看一个省市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以及城乡融合程度,当然,这涉及到当地的特色产业、城市治理、公共设施、福利待遇等多个方面。
从一些对长江上游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研究来看,整体上整个上游地区的水平还是呈现出逐年提高的态势。
2008年,上游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都比较低,仅仅是成都的水平相对突出;至2018年,重庆的城镇化水平也赶了上来,同时期贵阳、昆明、攀枝花的表现也有所进步,其他城市虽然水平还不是很高,但或多或少都有所改善。
从2008年至2018年的时间里,上游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逐步脱离了极化发展,转向地区均衡,区域内的水平差异也有所减小。
从形状上来看,整个上游的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一种“由点向面”的发展模式,即以成都、重庆、昆明等为中心,水平较高,周边城市在略显弱势的情况下,水平逐步往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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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工业集聚质量非均衡发展
长江下游有实力强大的以上海、南京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游则以武汉为中心,拥有以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三者为主体构成的特大型国家级城市群,助力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而上游地区作为长江流域面积最广的区域,也拥有一个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渝城市群。
该城市群是国内西部发展水平最高、潜力最大的城镇化地区,也是联接中西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
在上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中,工业集聚质量是其中重要一环,主要指工业集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整体上,长江上游地区的工业集聚质量发展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也就是,该地区内部的不同城市还是呈现出差异化的高低水平的。
拿上游地区中的四川、重庆来说,这2个省市基本处在成渝经济区内,而且成都、重庆还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国家中心城市,享有更多的政策与发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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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与重庆接壤的湖北省,其省会城市武汉也是国家中心城市之一,作为曾经的老工业城市,其工业化转型与绿色发展均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随着产业与生产要素从东至西转移,区位条件及工业基础表现比较好的四川、重庆、湖北3省市,产业承接能力比较强,在电子信息与装备、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均有产业发展优势,整体工业集聚质量发展水平较高。
其中的老工业城市如攀枝花、绵阳、德阳等城市虽然发展力度不及成都、重庆等地,但是新兴工业的占比也有提高。
不过,由于重工业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四川、重庆的工业集聚质量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相比较之下,云南、贵州无论是在人均收入,还是地区条件、区域发展政策方面都不占据优势。底子薄且体量小,基础设施也有待加强。
从工业方面来看,这两个省没有什么特别坚实的发展基础与转型条件。不过,两地的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发展也可以更具特色。
如以烟草为代表的轻工业、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文化旅游发展、绿色能源都是云南的特色或优势产业,可充分利用禀赋资源,借助当地的特色产业来推动工业发展,提供转型经济支持。
贵州则以“酒、煤、电、烟”作为4大支柱产业,一些能源原材料工业城市,其传统产业仍需继续开展绿色化与高端化改造。
同样,西藏作为一个具备特色产业资源的自治区,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低密度人口导致其工业化水平也不高,大力发展旅游业、农畜产品、清洁能源、边贸物流等产业,或许更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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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低-低”的协调发展现象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上游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与工业集聚质量之间相互影响。
一般来说,工业集聚可以吸引到外来投资与劳动力,改善基础设施与优化城市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反过来,一个地方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对工业集聚质量的高水平发展更有资金技术、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两者之间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对长江上游地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越有利。
不过,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长江上游地区,这两者的协调发展呈现出了一个“高-高”“低-低”的分化现象。
也就是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呈现高水平的城市,往往周边的城市也呈现出一个较高的协调发展水平;反过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往往被低协调发展水平的多个城市包围。
比如说重庆、成都、昆明三者,协调发展水平是比较高的,围绕着玉溪、攀枝花、德阳、广安等城市,其协调发展水平也呈现比较高的数值。
这些城市拥有较高的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水平,极大的可能是由于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
而“低-低”区域内的城市,其协调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不大,这个范围内的城市,其新型城镇化水平、工业集聚质量都有待提高。
这些城市涵盖了巴中、安顺、毕节、铜仁、保山、昭通、普洱、临沧等地,而且从个别研究上来看,这些城市从2008年到2018年,其新型城镇化与工业集聚质量协调发展水平一直都不算高。
可以说,虽然长江上游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工业集聚质量发展在整体上都有所提高,但是上游地区的差异性还是存在的。
不仅仅是长江沿岸的东、中、西部差异比较大,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也要有所重视。
对于上游地区来说,成都、重庆、昆明这些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的确没有长江中下游的武汉、上海、南京等地那么强,所以要提高上游地区的城市间协调发展,除却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外,各个省市也可发展自身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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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云南这个省份的产业,固有印象就是旅游、烟草,但是,目前的云南,第一大产业已经变成了绿色能源,包括水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等等。
在这些绿色能源尤其是水电资源的发展下,省内的电解铝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其对周边区域尤其是东南亚的辐射作用进一步加强。这对于云南省的产业转型、城镇化水平提高都是强大的助力。
除了中心城市,部分老工业城市的发展,还是得持续推动新旧动能的转化来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至于上游地区中一些新型城镇化水平、工业集聚质量“双低”的城市,若是没有较好的禀赋资源,还是得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经济,做好承接产业转移的准备。
来源:上海华略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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