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慈|园区发展离不开产业联系的构建

王缉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首当其冲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半导体产业链的芯片环节。美国使用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制裁中国。2020年新冠疫情使技术贸易局势进一步恶化,芯片短缺已影响到全球的汽车、手机、消费电子等多个行业;中国的乳制品等不少行业的国际供应链安全受到威胁;在装备制造业中,高精度、高速度、高强度、高稳定度的产品大量依赖进口的问题凸显。

产业链断裂的极端压力,引起中国对产业链安全性的高度重视;在国家层面布局全产业链,推动产业供应链的多元化。中央最近明确提出,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一、产业联系对园区发展至关重要

20多年来,各省市乃至各园区都把打造全产业链作为发展经济的“抓手”。从“打造链”、“夯实链”,“延长链”,到“建链”、“补链”、“强链”,产业链作为热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最近,各地正在编制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十四五”规划,均提出要提升制造业产业链水平。

产业链是由产业联系构成的。产业联系错综复杂,有产业上下游环节的供应联系、官产学研用的联系;内外资企业的联系、国企和民企的联系;地方或全球联系;技术、资本或社会联系;同业或异业联系;贸易或非贸易联系……说到产业联系,你是否会想起那些社会关系多、市场信息灵的经纪人呢?有的地方同行企业竞争激烈,供销员或业务员在企业间跳来跳去,带去客户,还得到更高工资!

生产投入产出环节的垂直联系俗称上下游联系,此外还有产品和服务互补的水平联系。西方学者对产业联系研究较早。赫希曼(A. Hirschman)1958年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概念;里昂惕夫(W. Leontief)的投入产出模型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霍尔(A. G. Hoare)从1973年起撰写了多篇论文,他发现一些企业在官方数据中看似有功能联系,实际并非如此,因此建议谨慎分析事实,以解释产业综合体的空间凝聚力。波特(M. E. Porter)1980年将价值链作为分析企业战略的工具;瓦柯(R. Walker)1988年用链(法文的filière)表达技术相关活动之间的联系;斯多帕(M. Storper)1992年用商品链分析全球技术区;格里菲(G. Gereffi)1994年提出全球商品链,2001年提出全球价值链;迪肯(P. Dicken)1998年用生产链分析全球生产网络。

理想地,供应商和制造商在地理上邻近,能使原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等快速、短距离到达制造商,在同一地点完成全部生产活动。20世纪的全球化使企业的国籍一度变得模糊不清。在产品的研发和设计、销售和物流等环节,全球价值链的“链主”掌握着关键技术,控制着低端环节的大量生产企业。很多大型公司实行全球战略,把细分的生产环节放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如美国的电影制片企业在好莱坞拍摄电影,在多伦多、悉尼和孟买等地进行后期制作等。香港利丰集团引以为傲的经典供应链解决方案,是在巴基斯坦纺纱、中国织布和染色、孟加拉缝制服装,使用中国产的纽扣和日本产的拉链。

世界上大量出口加工园区的产业联系主要在国外和区外。例如深圳在1980年代“外引内联”,提出“立足深圳,加强联合,面向海外,扩大出口”的方针,从来料加工开始,逐步转向中中(内联)、中外、中中外(内联加外资)等方式兴办合资、合作企业,通过特区与外国和外地的产业联系,迅速发展了外向型经济。
联合国工发组织(UNIDO)等国际组织一再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逐步升级,并指出没有“自动扶梯”,需要进行学习和创新。2001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世界投资报告》以促进产业联系为主题,提倡加强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的联系,从而使本土企业受益。

二、产业链不是纯技术的建构

实际上,企业在近处还是远处选择供应商,与该企业所处产业链环节的区位因素,以及各地条件相关。如在网游产业中,从事游戏开发的企业与授权生产衍生品的企业一般都不在一地。再如,宜家设计产品之后,世界各地2000多家供应商展开激烈竞争,得分高的得到大订单,由设计研发机构与30多个国家的贸易代表处共同决定花落谁家。为客户定制的新产品研发和生产,往往位于客户所在地,甚至需要供应商园区。然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用大数据处理订单、模块化分解任务、规模化生产定制产品的企业又可远离客户。
图  近距离产业联系的好处    王缉慈 绘制

从产业链图谱分析本地产业环节缺失,在一个城镇甚至园区内不顾条件地“建链”的做法是令人担忧的。这些地方侧重于“建链”和“补链”,但很难达到“强链”。外延式规模扩张未必能提高地方竞争力,还可能滋生地方保护主义。有的地方把发展问题归结为“产业链条短,延伸不足”,甚至为了本行政区利益,限制企业到较远地方合理布局。不少地方忽视现有产业基础,围绕新兴产业盲目地进行“链条式”招商,这种趋势若长久下去,可能加剧产能过剩。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创新是社会过程,企业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相关主体构成基于社会联系的创新网络,这种社会联系往往根植于本地。但是,近距离的产业联系不一定能促进创新,正如1988年佩纶(J. C. Perrin)所描述的法兰西南岛科学城的情景:“各单位都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城堡,生怕失去势力;研究和产业相互注视,像壁炉上两只怒目对峙的瓷狗。”

最了解产业联系技术特征和实际需求的是企业。1990年前后,北京中关村多个企业无视酒仙桥电子工业区的存在,去珠三角建厂。2000年前后我在哈尔滨发现,某厂产品的包装箱来自遥远的佛山;供应商之一是贵州的,因为厂商之间是老朋友。我在绵阳某企业听说电子零部件来自东莞;在宁波某塑料模具厂听说聚酯切粒是由兰州石化厂供应的。供应商的选择过程一般至少需要两三年的试错,这种情况虽不尽合理,但作此选择,必然有它的道理。

三、产业联系在跨界、“跨链”交流中形成

在国家层面,在关乎经济安全的产业链布局中,不仅需要产业链的“全”和“多元化”,而且要“高”——发展价值链的高增值环节,即能够控制关键技术的环节。

当前中国正在建设国家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企业创新联合体。据我理解,涉及到产业链国家安全的环节是战略性的关键技术环节。如何远见卓识地通过审慎的行动,创造出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呢?卡斯特尔(M. Castells)和霍尔(P.Hall)1994年对世界高技术中心进行深入调研和全面考察之后提出:“头等重要的是确定基本目标。为此,需要选择重点,而不是全面铺摊子,它包括优先考虑国家的还是区域的重点,以及短期的还是长期的目标问题。整个事业中最艰难的部分,是推进大学研究人员与产业界的联系,这取决于学术文化和产业文化那样的东西。这种联系可以是非正式的,通过随便的交往或鼓励有创业精神的大学衍生公司而建立起来。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比较拘谨的社会里,这种联系可以比较认真地通过中介或联络机构建立起来。”

产业环节往往是跨产业、纵横交织的。很多创新发生在产业的边界,在跨界合作、“跨链”交流中实现。促进创新的产业联系虽难以进行精确的规划,却会发生在学习型产业社区之中。关于卡斯特尔(M. Castells)和霍尔(P. Hall)提到的“学术文化和产业文化那样的东西”,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多很好的例子。例如深圳矽递科技有限公司创建的柴火创客空间,上海浦东技术型创业者的社区平台iTalk沙龙等,对打破产业边界,建构跨产业的联系,培育创新型企业,提高城市和区域竞争力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上海进博会等各种展会作为关系平台,有利于企业面对面交流,获得商业信息。

远距离的产业联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企业及其园区需要尽可能充分地学习、吸收和利用国内外领先技术。例如,上海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一些企业仍处于下游环节,尚缺乏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能力,需要与沈阳、深圳、南京、武汉等市的优秀企业协同创新。另外,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成为组成全球供应链的环节,还要加强创新,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履行责任。

在园区提升产业竞争力,可以从关注产业链上下游的物质联系,转向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在促进产业联系方面,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者有义务协同各个相关部门的工作,而行业协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卡斯特尔·M, 霍尔·P. 1998. 世界高技术园区: 21世纪的产业综合体[M]. 李鹏飞等译, 王缉慈译审.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王缉慈等, 2010.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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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慈,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经济地理学教授,持续关注国内外产业园区和创新集群。本专栏以园区之思为主题,求索园区的初衷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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