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我国每年进口3000亿美元芯片，浦东可以让此成为历史

郑新立表示，上海是我国科技教育资源最集中、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浦东仅用30年，就成为上海的明珠和发展引擎，成为上海科技创新的集聚地。因此，在眼下的“科技战”中，浦东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看，浦东应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要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加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活转化，在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做出贡献。

同时，浦东要进一步发挥科创策源功能，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疏通双向链接通道，大力培育创新企业，在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群。

郑立新表示，浦东是我国芯片重镇，早在20多年前，国家就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设立华虹公司，专门进行芯片开发。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浦东也拥有了一批芯片制造和设计企业。下一步，浦东应当坚持不懈、继续努力，建成我国芯片生产基地，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图谋，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芯片的需求，“让每年进口3000多亿美元芯片，成为历史。”

他表示，浦东接下来应该用建设创新城市的经验，进一步努力培养创新氛围，形成容忍失败的创新环境，制定一视同仁的扶持政策，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作用，研究借鉴华为等企业在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

郑新立以华为为例，华为的研发投入占比长期保持销售额的15%以上，今年研发投入达到1360亿元。触动这一做法的内在机制，在于企业所有制结构可分配方式。华为采取员工持股，即股份合作制，劳动者的资本与劳动联合，本质上是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的初级形式，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形式。这一做法注重企业长远发展和劳动者的长期受益，也促进企业在决策上把研发投入不断加大。

郑新立指出，在收入分配方面，华为的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比例为3：1，收入分配向为创新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倾斜，这一做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中国企业才能做到。华为的劳资分配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要求，企业从零起步，成为全球领先者，也因为所有制分配激发了员工的创新活力，企业得以不断获得发展动力。

他表示，浦东下一步要持续以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培育一批像华为一样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注重劳动所得的企业、有超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还要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创板在企业集聚资金方面的作用。深化长三角分工合作，避免重复劳动，推动研究成果共享，尽快推出一批核心配件、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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