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我国每年进口3000亿美元芯片,浦东可以让此成为历史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表示,在全球环境下,科技创新已经发展为殊死搏斗,打赢“科技战”,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果能否得到维护,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科技从未像现在这样影响国家命运和前途,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影响人民的幸福安康。”

郑新立表示,上海是我国科技教育资源最集中、人才密度最高的地方,浦东仅用30年,就成为上海的明珠和发展引擎,成为上海科技创新的集聚地。因此,在眼下的“科技战”中,浦东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来看,浦东应该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要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加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活转化,在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做出贡献。

同时,浦东要进一步发挥科创策源功能,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疏通双向链接通道,大力培育创新企业,在生物制药、人工智能领域打造世界级产业群。

郑立新表示,浦东是我国芯片重镇,早在20多年前,国家就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设立华虹公司,专门进行芯片开发。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水平有了长足进步,浦东也拥有了一批芯片制造和设计企业。下一步,浦东应当坚持不懈、继续努力,建成我国芯片生产基地,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科技企业的打压图谋,满足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对芯片的需求,“让每年进口3000多亿美元芯片,成为历史。”

他表示,浦东接下来应该用建设创新城市的经验,进一步努力培养创新氛围,形成容忍失败的创新环境,制定一视同仁的扶持政策,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作用,研究借鉴华为等企业在创新能力的成功经验。

郑新立以华为为例,华为的研发投入占比长期保持销售额的15%以上,今年研发投入达到1360亿元。触动这一做法的内在机制,在于企业所有制结构可分配方式。华为采取员工持股,即股份合作制,劳动者的资本与劳动联合,本质上是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的初级形式,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形式。这一做法注重企业长远发展和劳动者的长期受益,也促进企业在决策上把研发投入不断加大。

郑新立指出,在收入分配方面,华为的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比例为3:1,收入分配向为创新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倾斜,这一做法,只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中国企业才能做到。华为的劳资分配适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要求,企业从零起步,成为全球领先者,也因为所有制分配激发了员工的创新活力,企业得以不断获得发展动力。

他表示,浦东下一步要持续以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培育一批像华为一样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注重劳动所得的企业、有超强创新能力的企业。还要持续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充分发挥科创板在企业集聚资金方面的作用。深化长三角分工合作,避免重复劳动,推动研究成果共享,尽快推出一批核心配件、高端产品,形成一批中国标准。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郑新立:我国每年进口3000亿美元芯片,浦东可以让此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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