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迪白皮书：2030年前中国制造业占比应保持在27%以上

3月18日，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研究院）主办的首届赛迪产业经济论坛在北京召开。赛迪研究院产业政策与政法所所长栾群在论坛上发布的《“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政策转型白皮书》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面临六大战略任务，首当其冲就是，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和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至少应保持在27%以上。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亟需调整。必须加快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从偏重替代市场、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更能发挥创新作用和增进有效市场的产业政策转变，从政策功能定位与立足点、政策取向与手段、政策实施机制与政策支持方式等方面加快转型。

中国制造的六大战略任务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全球产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宏观层面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扩大了产业发展边界，世界各国纷纷制定面向未来的发展战略，抢占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同时，全球化趋势减弱，保护主义抬头，基于全球化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受到明显威胁。

从微观层面看，以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大量涌现，以平台化、网络化、生态化为代表的组织新模式以及以共享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产业新体系的高度不稳定性对政府管理方式提出了挑战，需要探索一条市场与政府合作的协同式治理体系

报告认为，“十四五”时期，中国制造业面临六大战略任务：

战略任务1：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报告称，工业强国都有一定规模和比例的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作为支撑。中国需要扭转“脱实向虚”的趋势和避免制造业“空心化”的倾向，通过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到2030年，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大约30%的水平为宜，至少应保持在27%以上。

战略任务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

报告称，“十四五”期间，工业发展要依靠技术创新的带动，以发展质量提升弥补发展速度减缓的负面影响。在资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环保的生产装备和工艺，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资本和技术投入方面，不断提高制造业研发投入强度，重点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实现创新驱动制造业的发展；在劳动力投入方面，实现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升和制造业人力资源的明显提升。

战略任务3：推进工业化深度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方面需要找准关键“痛点”下功夫，加强在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以及工业软件等方面的产业基础能力建设，补齐工业“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及早布局，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产业的突破，占领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战略任务4：实施“智能+”战略，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的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应从一些特定产业部门产值比重的提高转向工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大力推动“互联网+制造”、“智能+制造”，加快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转型。

战略任务5：推进全面开放，增强全球价值链掌控力

报告称，“十四五”时期，工业布局结构调整一方面要继续优化各个产业部门在国内不同发展水平区域间的布局，另一方面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模式加强和优化中国工业企业在全球的布局。通过国内“腾笼换鸟”和产业升级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低成本发展中国家转移，逐步构建由中国参与的、区别于发达国家过去仅仅利用当地廉价劳动资源的、最大程度实现双边或多边“共赢”的国际制造业分工新框架；利用中国在数字技术方面的优势，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进而培育一批全球价值链的旗舰企业、链主企业。

战略任务6：释放内需潜力，增强内需对工业的拉动

报告指出，中国具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但国内供给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国内需求，大量内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内需规模持续扩大，内需水平不断升级。“十四五”时期制造业要抓住随着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和需求升级的机遇，针对国内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型形成的热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产品，将工业增长的拉动力更多转移到内需上来。

产业政策转型迫在眉睫

栾群指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更加精准有效的产业政策。面对历史与未来、国际与国内等多种因素相互交汇，我国产业政策转型迫在眉睫。

首先，以往的产业政策是在经济高速增长、依靠低成本要素投入驱动的背景下形成，当前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产业政策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要求，政策调整与转型十分迫切。

其次，以往的产业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情况下形成的，当前在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要更好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优势互补，产业政策亟待转型。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中国的产业政策必须加快由差异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从偏重替代市场、限制竞争的产业政策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更能发挥创新作用和增进有效市场的产业政策转变，从政策功能定位与立足点、政策取向与手段、政策实施机制与政策支持方式等方面加快转型。

在产业政策功能定位上，要确保“市场机制有效”，把由市场决定的事项全部交由市场，市场能解决好的结构性问题，就不用产业政策来干预。即使在某些领域为弥补市场缺陷而需要制定产业政策，也应力求少而精准，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引导为主。

报告称，产业政策的立足点也应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保障市场公平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完善公开透明开放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市场监管，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要从“扶大限小”转向主要以市场竞争推动产业组织结构调整优化，从过度关注市场集中度、企业规模转向创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协调发展的良好环境，从支持国有企业、大企业为主转向保障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实现公平竞争。

关于产业政策的取向，报告建议，应从过去偏重产能产量的数量规模扩张和低水平比例关系调整转向注重产业转型升级和质量效率提升，构建新的国际动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要把产业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今后制定实施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化作为政策重心。

报告强调，产业政策要更加聚焦产业基础再造及解决各领域产业基础能力的薄弱环节，这包括基础关键技术、先进基础工艺、基础核心零部件和关键基础材料等工业“四基”和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5G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多项“卡脖子”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

在政策工具和手段上，报告指出，长期以来，我国更多地采取行政化的直接干预手段实施产业政策，今后政策手段要更加突出规范性、间接性，重视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防止过度运用行政手段，最大限度减少行政干预，更多地采用立法司法、环境营造、信息整合发布、质量技术环保标准等间接引导手段。

此外，报告强调，“十四五”时期，国内竞争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单纯考虑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市场的产业政策已不合时宜。产业政策要向符合国际规则的产业安全保障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转型。要把符合国际规则作为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必要约束条件。